中國改革開放30年
新華網北京１月２日電（記者李志暉 張琴 劉元旭）新年伊始，肩負改革探索重任的中國“新特區”再次進入公眾視野，令人意識到它們將在中國下一個３０年改革進程中扮演要角。
２００８年最后一天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作出兩項重要決定，其一便是部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會議強調，加快重慶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對于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形成沿海與內陸聯動開發開放新格局，保障長江流域生態環境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一年多前，重慶和成都同時獲批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接受了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統籌城鄉發展、建設新農村探路的重任。半個月前，重慶設立了中國首家農村土地交易所，意在通過創新的“地票”交易形式，把農村建設用地有序流轉為城市建設用地，以加快城市化發展，推動更多農民進城變身為市民。
重慶市計劃在戶籍、土地管理和使用、社會保障、公共財政、農村金融等方面進行一攬子改革，形成統籌城鄉的制度框架。到２０２０年，重慶可能有１０００萬農民工進城變為新市民。
重慶是中國中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集大城市、大農村于一體，全市共有３１００萬人口，８０％在農村，７００多萬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城鄉居民收入比達４：１。從某種意義上說，重慶是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一個縮影。
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沿海地區出現了企業倒閉、經濟低迷的狀況，連累數以百萬計打工的農民工提前返鄉，如何為他們創造就業機會已成中國領導人關切的大事。這再次揭示了一個事實：中國農民工的職業雖是工人，但身份仍是農民，還徘徊在城市門外。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破除城鄉二元體制是中國下一步改革的關鍵點和著力點，目的是要讓更多的農民進城，變為城市居民。這一過程的實現與土地制度的創新密切相關。
他認為，中國農村除耕地外，還有宅基地等建設用地。重慶“地票”交易的目的，就是在確保耕地不減少的前提下，讓進城工作和生活的農民及其家屬通過置換農村建設用地的辦法，換得城市戶籍、城鎮公寓以及城市社保，真正變成市民。
觀察家指出，如果重慶在探索城鄉統籌發展中闖出一條新路，在西部地區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將對全國具有重要的推動意義。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說，中國以往三十年的改革，過多地注重生產經濟發展，忽視了公共利益和福利均等化。隨著改革的深入，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城鄉統籌發展、可持續發展等重大問題擺在了中國決策者的面前，重慶等“新特區”應運而生。
與成渝特區共同承擔下一步改革探路任務的，還有天津濱海新區、上海浦東新區、武漢和長（沙）株（洲）（湘）潭等地。這些地區均自２００５以來獲準成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形成了東、北、西、中兼顧的改革試驗田新布局。
有別于３０年前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的深圳等“經濟特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被稱為“新特區”。其含義是，在中國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的今天，新特區的注意力不再是傳統的“優惠政策”，而是在深層次的利益和體制調整方面先行一步，取得突破后將成熟經驗推廣到全國。
中國人民大學區域經濟學教授孫久文認為，“新特區”要綜合解決經濟發展中的體制矛盾，涵蓋未來中國全局性改革的難點。
２００６年獲批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天津濱海新區，目標是建設一個中國金融改革創新的基地。人們注意到，盡管發生國際金融危機，但以“拓展直接融資渠道”等為突破口的天津濱海新區的金融改革創新并未裹足不前。近日，中國首家以出讓企業股權進行直接融資的專業信息交易場所－－濱海國際股權交易所開始試運營。有關人士認為，隨著交易范圍的擴大、運營經驗的成熟，濱海國際股權交易所“升級”為全國性非上市公眾公司股權交易市場將水到渠成。
濱海新區擁有注冊的基金類企業共６３家，已成為中國產業投資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相對集中的地區之一。其中，濱海新區總額為２００億元的渤海產業投資基金是中國首個主要依賴銀行貸款的私募基金，濱海創業風險投資引導基金則是國內規模最大的政府創業風險引導基金。
濱海新區管委會主任茍利軍認為，對中國來說，金融創新不是過度，而是遠遠不夠。濱海新區今后將加強營造金融發展環境，大力支持現代財務公司、租賃公司、股權基金、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等，以吸引更多海內外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到中國發展。
除城鄉統籌、金融改革之外，中國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任務同樣艱巨。２００７年底獲批“新特區”的湖北武漢城市群和湖南長株潭城市群被推到這項工作的最前端。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鷹說，作為欠發達地區，中部地區要避免走發達地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在工業化早期就走出一條新路來。
湖南師范大學區域經濟學家朱翔認為，相較于此前注重經濟發展速度的粗放式發展模式而言，中國打造“生態特區”的任務更重。國家讓湖北、湖南做“兩型”社會試驗，是想探索出一條低能耗、少排放、可持續發展的新型工業化、城市化道路。處于工業化中期的長株潭城市群進行這項改革試驗恰逢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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