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學習法律成律師后為民工維權
我出生在重慶開縣一個農民家庭，家境貧寒，上學只讀到小學二年級。十八歲那年，我參了軍，四年后回家務農。1979年底，我決定外出打工。
1980年初，我來到湖南安鄉的磚瓦廠打工。我可以算作是第一批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在磚瓦廠，我每天干活12個小時，有時甚至一整天都不休息。除了停電、下雨才能休息外，我沒有其他休息日，工資也經常被拖欠。為了改變生存現狀，我開始自學法律。
1983年，全國都在各鄉鎮組建法律服務所。那時我已返回老家高橋村，給開縣司法局寫了一封自薦信。1985年8月，開縣司法局在開縣陳家區(現為長沙鎮)組建法律服務所，我由此受聘開始從事法律工作。1986年全國首批律師資格考試，當時參考沒有學歷要求，只要報名就可以參加。我有幸取得了律師資格證書。
1996年4月30日，開縣南門鎮徐昌文夫婦在深圳龍崗區大鵬鎮一玩具廠下班后，在回出租房的路上被一輛香港貨車撞死。我受委托，前往深圳辦理此案。此案歷經5個月，共賠償33萬元，在深圳開創了因交通事故引發的工傷賠償的先例。
辦完徐昌文夫婦交通事故及工傷賠償案后，我準備回家，但卻接到了龍崗區人民法院大鵬法庭庭長的傳呼，說他的一個老鄉名叫彭剛中，在寶安區石巖發生了工傷，要求我為其代理此案。
彭剛中1995年受聘于深圳市寶安區石巖鎮某塑膠廠。1996年8月，彭剛中在工作中不幸被機器壓斷左上臂。依照深圳市勞動局1993年發布的123號文的鑒定標準，經寶安區勞動能力鑒定委員會鑒定為5級殘廢。勞動部門認為只能按1993年深圳市職工月平均工資679元為基數賠償3萬余元。這是當時寶安區政府的規定。
經鑒定，彭剛中需安裝假肢。我認為，在假肢更換費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應參照《廣東省道路事故處理規定》，一次性付清假肢更換費。
我代表彭剛中向寶安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判決由廠方賠償172000元。廠方不服上訴后，深圳市中級法院維持原判決。
彭剛中案件在執行過程中，留的是我的傳呼。一天，我突然接到法庭傳呼，說彭剛中的賠償款已全部執行并已領走。
接下來的3年多，我共代理這類工傷賠償案件200多件。1999年，深圳市正式對工傷保險條例進行修改，明確規定勞動者因工致殘可獲得假肢更換費賠償，結束了打工者斷一只手僅能獲賠33101.25元的歷史。
2001年，我代理的吳雪等56名中國女工被韓國企業老板非法脫衣搜身一案，這起官司的意義已遠超出訴訟本身，是中國公民法制意識增強和國家法制逐步走向健全的表現。國內外媒體對此案作過大量報道。1998年6月18日以來，先后有國內外2000多家媒體對我為農民工維權作過大量報道，從而引起政府高度關注農民工權益，同時也促進了立法的完善。
從1996年5月1日至今，重慶周立太律師事務所總所、萬州分所、深圳分所先后受理了萬余件民工案件。其中工傷2000多件，追索社保2000件，追討加班費、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等4000件，其余均為農民工告政府職能部門的行政訴訟。
我從一個農民成長為“農民工律師”，這本身就證明了30年來中國法治的進步。改革開放改變了我的命運，讓我實現了一名律師的社會價值。周立太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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