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資本非自由流動、存在政策調整成本的開放國家而言，將某一政策單一指派給某一目標并非最優。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11月19日在南非開普敦出席國際清算銀行會議間隙接受采訪時表示，不需要過于頻繁地調整利率，至少本周內不會加息，但未來數月仍不排除利率調整的可能。在隨后出席G20財長和央行會議時，周小川還表示，提升人民幣彈性有多種途徑。目前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合理，在需要時將考慮擴大匯率浮動區間，這取決于全球經濟形勢。(11月20日《中國證券報》)。
央行行長的此番言論間接反映出全球經濟波動中中國政策決策者視野廣闊、相繼抉擇、手段多樣的審慎風格。不需要頻繁調整利率和多途徑提升人民幣彈性的判斷不僅與國際國內經濟背景變化加劇息息相關，也映射出政策調控者對政策搭配解決復雜宏觀問題的潛在信心。可以預期，無需較大依賴、較多使用某一特定政策工具，中國宏觀調控者將憑借多層次政策搭配的加強來有效規避經濟由過快向過熱轉變帶來的內部風險和次級債風波國際傳染帶來的外部風險。
內外失衡挑戰單一調控
這種預期源于對中國經濟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現實變化的持續考察。筆者近期在重新界定“均衡”內涵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包含4個層次25個指標的中國經濟內外均衡指標體系。運用這個評價工具對中國改革開放至今的經濟情況進行定量分析，可以明顯發現：中國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缺失是一個長期現象。
隨著中國經濟金融開放度的同步提高，外部均衡缺失日趨醒目，表現為國際收支不平衡、匯率失調、貿易摩擦的加劇等，而近來次級債風波帶來的美元貶值、國際需求結構調整、貨幣體系紊亂則進一步給中國外部均衡維持帶來了較大沖擊。與此同時，中國內部均衡雖然在經濟增長模式轉型過程中一直處于穩健改善的長期路徑，但近來國內流動性過剩、節能減排壓力加大和通貨膨脹抬頭等新變化也給短期內部均衡的穩健維持形成了掣肘。
在如此兩難困境之下，政策制定者需要通過多種政策的相互搭配來謀求內外均衡的同時實現。因此，中國內外均衡的相互糾結和相互影響使得勢單力孤的利率政策無法一勞永逸地解決全部問題、緩解內外均衡的內部矛盾。
如何通過政策搭配來實現內外均衡？“丁伯根法則”指出，要實現多個宏觀經濟目標，政府必須擁有不少于政策目標數量的政策工具。蒙代爾則指出，政策制定者可以將每個政策工具指派給其具有相對最大效能的政策目標以實現調控目的。
深化配套或成更佳抉擇
就中國政策調控現實而言，前期連續加息已經將利率水平提升至一個相對較高的水平，這意味著進一步大幅快速加息的邊際成本有所增加，其與匯率政策、財政政策相比的比較優勢正在潛在減小。這使得匯率政策、財政政策在未來宏觀調控中擔當更重要角色的可能性不斷放大。
實際上，央行前期公布的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就潛在傳遞了這種可能性。在對中國通脹壓力進一步加大的描述中，央行委婉地提到：“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和各國的實踐均表明，本幣升值有利于抑制國內通貨膨脹”。而在下一階段貨幣政策思路中，央行也客觀指出：“造成當前國內流動性總體偏多的直接原因來自國際收支持續順差，從深層次看則與儲蓄率過高、消費率偏低的經濟結構性矛盾突出密切相關，在進一步加強銀行體系流動性管理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充分利用當前經濟持續較快增長、財政收入大幅增加的有利時機，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由此可以認為，央行“繼續采取綜合措施，適當加大調控力度”有可能是中國政策搭配進一步深化的預兆。
至于中國政策搭配的模式選擇，對一個資本非自由流動、存在政策調整成本的開放國家而言，將某一政策單一指派給某一目標并非最優，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共同關注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并有效協調，才是實現內外均衡同時改善的有效選擇。(程實 金融學博士 供職于ICBC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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