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校本前四史曾為國慶十周年獻禮作品。
2006年4月，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專家論證會后，專家們合影，坐于前排中間的老者為任繼愈，徐俊為國史修訂工程工作委員會的辦公室主任（后排左三）。
新京報8月9日報道 被譽為五千年“國史”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新中國成立后整理出版點校本，是規(guī)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古籍整理出版項目，但由于當時政治、經(jīng)濟、學術等客觀條件的制約，點校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憾。
2005年，中華書局著手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修訂準備工作。今年7月11日，第四次修纂工作會議在上海召開。預計2015年全部完成。此次為什么要修訂？如何修訂？本報對話中華書局總編輯徐俊。
對話人物
徐俊中華書局總編輯，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為何重修國史？
“存有缺憾，閱讀不便”
新京報：為什么要對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進行修訂？
徐俊：先要了解的是，宋元以來歷代都有整理刊印正史的傳統(tǒng)，形成不同時期的通行版本，如宋代通行的“十七史”、明代通行的“二十一史”，清乾隆時期整理刊刻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上世紀30年代，商務印書館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是近代最通行版本。
新京報：歷次校刻，重點都是什么地方？
徐俊：重點是文字校訂和勘誤，也有些是出于某種政治需要，如清朝的殿本前后兩次校刻，就對少數(shù)民族的稱謂進行較多改動，此外，《明史》殿本與庫本差異甚大，《元史》乾隆殿本與道光殿本也多有不同。
新京報：最近一次整理是什么時候？
徐俊：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央指示下，中華書局組織實施“二十四史”的整理，形成第一部有完整標點校勘的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第一次將全套正史從古董書架上請了下來，成為人人可讀的現(xiàn)代整理本”。整理工作從1958年到1978年，經(jīng)歷了20年。
新京報：但點校本出齊剛過去三十年，如今為什么又要修訂？
徐俊：這主要由于受當時政治、學術等客觀條件的制約，點校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憾，給讀者利用帶來不便。
存有哪些缺憾？
“二十四史，體例不一”
新京報：能否詳細解釋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不足和缺憾在哪里？
徐俊：1956年，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在《人民日報》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二十四史”。1958年，毛澤東指示吳晗、范文瀾組織標點“前四史”（《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隨即在中華書局組織下，制訂了《二十四史整理計劃》。
由于時間比較緊，導致“前四史”的整理方式、體例都不一樣。最后只有《史記》趕在1959年國慶前夕出版，其他三種直到1965年才陸續(xù)完成。
新京報：其他各史什么時候整理出版的？
徐俊：在整理“前四史”的時候，其余二十史的整理工作也陸續(xù)展開，由于參加點校的學者分散在全國各地，時間難以保證，1963年，中宣部發(fā)文將各地點校者全部借調到中華書局。那一段沒有太多政治干擾，后來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點校體例，在這一時段基本得以確立。1966年，“文革”爆發(fā)，整理工作停滯。
1967年5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要求中華書局繼續(xù)點校“二十四史”，但由于政治干擾嚴重，隨著戚本禹的垮臺，點校班子自然解體。
1971年，“二十四史”點校重新上馬。《清史稿》的點校，雖然1958年就提出了，但真正開始是1971年“二十四史”點校恢復后的事情。
1977年底《清史稿》和《宋史》相繼付型，次年初出版，點校工作完成。
新京報：其他各史也存在體例不統(tǒng)一的問題嗎？
徐俊：也有，整理工作歷時20年，前后三個時段工作方式、校勘標準都略有差異。
為何存有缺憾？
政治風氣影響標點符號
新京報：“文革”期間，當時的政治風氣對點校工作是否有影響？
徐俊：這在當時是很難避免的，當時學術界提倡“批判繼承”和“古為今用”，具體到點校工作，要求盡量簡潔，因此學者們做的很多校勘、考證工作并沒有能夠在校勘記中充分體現(xiàn)，某種意義上說，點校本并不能全部反映當年工作的實際水準。
新京報：這帶來了什么樣的實際影響？
徐俊：在力求簡單的思想指導下，有幾部史都沒有采用底本校勘的方式。
每部史書在歷史上都有眾多不同版本，這就要求我們整理時首先要確定一個好的底本。但點校本中部分史書采取了“不主一本，擇善而從”的做法，也就是不用某本作為校勘底本，而是多本合校，覺得哪個本子文字好就直接采用哪個，不出校說明。
這是受質疑相對集中的地方，這次修訂我們要求每部史都必須確定好的底本，徹底解決“不主一本”的問題。
新京報：政治風氣有沒有給內容方面帶來什么影響？
徐俊：政治風氣對點校本內容的實質性影響，可以說微乎其微。政治對點校工作影響最大的時期，是1967年的短暫恢復階段。那個時段，要求在點校工作中突出政治，強調連標點符號也要講階級斗爭，認為“凡是美化帝王將相、宣揚封建道德、污蔑勞動人民的語句，不應用感嘆號”，如《明史》里這樣的一段話：帝（崇禎）出宮，登煤山，望烽火徹天，嘆息曰：“苦我民耳!”當時認為“苦我民耳”是騙人的鬼話，決不能用感嘆號，要改用句號。
新京報：這些都是時代觀念的局限。
徐俊：是的，不僅是標點，在分段提行的問題上也講階級斗爭觀點，按照體例應該按年月來劃分的，但由于要突出農(nóng)民戰(zhàn)爭和農(nóng)民起義，當時就要求遇到農(nóng)民起義就提行，如涉及陳勝、吳廣、黃巢等人的內容都進行分段提行。現(xiàn)在的點校本《三國志》、《陳書》、《周書》，仍然有未按年月分段提行的情形。
要特別指出的是，這是“文革”期間，1967年短暫恢復階段的做法，但這個時段的點校工作，沒有形成有價值的成果，所以在現(xiàn)在通行的點校本中沒有留下明顯痕跡。
重修國史各方態(tài)度？
專家呼吁，溫家寶批示
新京報：學術界是怎么看待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這些瑕疵的？
徐俊：點校本出版后，學術界有不斷討論的札記文章，甚至有的還寫出了專書。
新京報：這次提出修訂經(jīng)歷了什么過程？
徐俊：作為點校本的組織實施單位，中華書局一直關注這些意見，也覺得應該趁當年參加點校工作的部分老先生、中華書局參加過點校的一些老編輯都還健在，能夠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的時候，盡快組織修訂。
新京報：做了哪些準備？
徐俊：2005年，我們對1958年到1978年點校本整理過程中的全部檔案進行了清理，同時組織專人從編輯角度研究每史都存在哪些問題，形成了調研報告。
新京報：調研報告都提交給哪些部門？
徐俊：調研報告呈送出版主管部門，我們廣泛聽取意見，還向學術界德高望重的季羨林、任繼愈、何茲全、馮其庸四位老先生作了匯報，修訂工程開始后，任繼愈先生擔任總修纂，另外三位先生擔任學術顧問。
新京報：老先生們的呼吁有作用嗎？
徐俊：在他們呼吁下，2005年11月，溫家寶總理和陳至立國務委員分別對修訂工作做了重要批示，修訂工程獲得國家出版基金專項資金支持。
修史力量水準如何？
修史水平位于最前沿
新京報：這次修訂有多少人參加？
徐俊：這次共有200多名學者參加，大多來自高校，也有來自科研機構、文博系統(tǒng)。
每部史都確定一個修訂承擔單位和主持人。
新京報：你覺得現(xiàn)在這些主持人的學術水平與以前的學者相比如何？
徐俊：目前各史主持人都是各斷代史和專書研究的權威學者，這支隊伍代表了斷代史和基礎文獻整理的最前沿水平。
新京報：這次修訂與三十年前比較，社會和學術環(huán)境有什么變化？
徐俊：因時代變遷，學術風氣變化很明顯，如現(xiàn)在的學術考評重論文、論著，輕典籍整理，對包括修訂工程在內的古籍整理工作，都有不利的一面，導致參與者難以全身心投入到修訂工作上。
新京報：與上次相比，現(xiàn)在研究有哪些有利條件？
徐俊：30年來，在文獻研究的深入、善本和大量海外古本的利用、出土的文獻、簡牘，以及檢索技術的進步，都對修史有益。
新京報：對目前修訂的階段成果，你怎么評價？
徐俊：已通過評審的各史樣稿普遍受到肯定，我個人對新的升級版本有充分信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