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國學班用古法祭祀屈原。
7月11日，季羨林、任繼愈兩位學術大師結伴西行。在緬懷大師離去的同時，也引發了很多人的文化焦慮，感嘆“一個學術時代的結束”。而公眾對“國學”和“大師”的討論再度升溫。
國學，原本只是象牙塔中少數學者研究的純學術，由于種種原因，已被冷落多年。近年來，學界與民間都突然掀起了一股“國學熱”：從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內第一個國學院，到各地國學班、國學講座的盛行；從央視《百家講壇》的熱播，到大量文史讀物的暢銷；從各地祭孔等傳統禮俗的興起，到《論語》、《詩經》在小學課堂的風行，國學正以各種姿態，活躍于當代中國人的視野中。
在學術界和民間，所謂的國學熱，究竟是虛火，還是真正的文化回歸？而在國學熱的背景下，我們又為何還在感嘆“學術時代的結束”？
學術界實踐大國學
也許大師從這里起步
拋開時下社會上興起的“國學熱”，其實，國學從一開始就是精英之學。
2005年5月28日，中國人民大學成立了國內高校第一所國學院，開始探索國學研究和人才培養之路。讓人感慨的是，剛剛故去的季羨林和任繼愈兩位先生，都是人大國學院的學術顧問。
人大國學院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沈衛榮教授告訴記者，目前人大國學院的教學研究主要是向“大國學”的方向努力。
“大國學”也是季羨林先生生前一直醞釀的一個概念。他的《談國學》、《季羨林說國學》等著作，讓我們從中了解了他對“大國學”概念的闡釋。
季羨林曾說，中國文化是中國56個民族共同創造的，這56個民族創造的文化都屬于國學的范圍。而我們現在的國學研究還很粗糙，很多應該包括的內容還沒有挖掘出來。
沈衛榮說：“我們已經在這方面開始努力，西域文化研究就是對‘大國學’的一個實踐，也是人大國學院的一大特色，比如對西藏、新疆等地民族文化的研究。這些地方的少數民族與漢族的文化、人口、地理等各個方面的交流，都很有特色。這也是我們實現‘大國學’理想的開始。”
近年來，國內很多高校紛紛成立國學院、國學班，比如北京大學的國學研究院，武漢大學的國學班。
人大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教授說，人大國學院是國內國學研究和人才培養的一個創造性嘗試，目前采取六年本碩連讀的直通車形式，而這一點是出于知識連續性的考慮。而目前人大人文學科碩士研究生的學制是三年，但這并不意味著國學院縮短了一年的學制會影響人才培養的質量，“因為連貫的知識傳授體系，給學生的進一步深造打好了基礎”。
“我們也力求還原中國傳統文化文史哲不分家的本來面貌，打破了原先按照西學的方法對傳統人文學科的劃分。在具體的授課中，研讀原典是主要的教學方式，經典解讀類的課程大概占了所有課時的三分之一。”
國學在民間很熱，當它作為一門學術，在高校又是怎樣的現狀？
沈衛榮教授告訴記者，為了保證人才培養的質量，每一屆學生的數量控制在30人左右。
人大國學院明年即將迎來首批畢業生，但據說，有關部門尚未批準人大申報的國學學位。
對于季羨林先生的離去，有人說，最后一個國學大師走了。
對此，袁濟喜教授說：“人文人才的培養和科技人才的培養不同，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幾代人努力的結果，需要長期積累、探索和變革。我們不敢奢望，人大國學院能夠培養出大師，但是正如人大校長兼國學院院長紀寶成所說‘也許未來的國學大師正是從這里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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