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高軍事指揮層對于南京保衛戰戰略目標定位模糊，是南京軍民在城陷之后陷入混亂狀態、失去有組織抵抗力的根本原因
主持人：從上述可以看出，南京淪陷后民眾陷入了一種毫無組織的混亂狀態之中。那么，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何在？
馬振犢：國民政府當局戰前因淞滬戰敗所陷入的混亂狀態，最高指揮層對于南京保衛戰戰略目標定位模糊，直接導致了南京軍民對于戰爭認識的模糊，這是南京軍民在城陷之后陷入毫無組織混亂狀態的根本原因。我軍從淞滬戰場撤退后，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從蔣介石開始，陷入了“南京城要不要守”的戰略爭論之中。出于外交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作為最高統帥的蔣介石未能公開表明自己的作戰意圖，而且不能正視現實，聽取正確的建議做好應變善后工作，只是在宏觀原則上做出了“要守”、“準撤”的命令，對于一些細節問題都沒有考慮。在蔣介石個人堅持要守城的主張之下，時任訓練總監閑職的唐生智自告奮勇出任南京衛戍司令，他的初衷也不完全是為了南京著想，更重要的是為了借機要回軍權重掌部隊。因此，他對守城之戰缺乏細致周密的計劃。
孫宅巍：作為南京衛戍司令的唐生智，在撤退中犯下了極大的錯誤，沒能把8萬多中國軍隊有組織地撤退出去。在南京保衛戰之前，唐生智對萬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組織撤退等善后事宜，基本沒有考慮。他為了迎合蔣介石而提出了“誓與城市共存亡”的口號，自斷后路，派出督戰隊在挹江門阻止軍隊退往長江邊，并十分愚蠢地燒毀了渡江船只。
邢燁：這樣做，按照唐生智的說法，此為“置于死地而后生”，結果“死地”是形成了，“后生”則是無望。沒有客觀合理地部署南京保衛戰進退的詳密計劃和周全安排，成為在戰局逆轉后我守城部隊陷入混亂、失去有組織的抵抗力的根本原因。
馬振犢：市政當局組織部署指導有很大缺陷。淞滬戰爭開始后，南京成為日軍空中打擊的目標而卷入戰火，市政府也做了不少抗戰的組織和動員工作，一方面加強了城市管理，委派保甲長加強基層組織，通過聯保具結，實行五戶連坐，以防止漢奸間諜；為保證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又于10月1日專門成立了市日用品管理委員會，組織供應物品；城市交通、供電等系統也基本穩定，城市治安良好；除了開展防空和抗戰的宣傳教育，各社會團體還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抗日宣傳和捐款活動。但實際上，政府應對戰爭的準備措施是有限的，許多政策沒有落到實處，而社會團體組織的一些宣傳活動遠遠不能覆蓋南京當時的大多數人口特別是大批涌入的各地難民。淪陷前夕，南京市府各機關和民間社會團體基本都處于不作為的狀態，對普通民眾有組織、有計劃的轉移和淪陷后的市民安排更無所準備。對于一些外國人士建立安全區的建議，當時的南京市長馬超俊曾給予了積極回應，提供450名警察，三萬擔大米，一萬袋面粉，若干食鹽和一些現金，之后再沒有其他措施。最重要的是，政府把城市全部交給軍事當局，到淪陷前夕更將南京數十萬民眾的生命交給十余個外國人，這完全是有關當局不負責任的表現，就等于拋棄了這些民眾。
邢燁：另外，普通市民自身缺陷，誤信宣傳。持續的空襲、政府對南京防守能力強大的宣傳讓市民麻痹大意。南京在12月13日陷入敵手，但南京受到戰爭的沖擊卻是早在8月中旬就已經開始了。空襲警報已經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飯”，這種狀況的持續逐步麻痹了南京市民恐懼的神經，甚至引起了一些人的厭惡感，從而使得他們產生了盼早日結束這種威脅的強烈愿望。他們錯誤地認為，在日軍占領南京城后，空襲就會結束。而守城戰發生前夕，中方當局為鼓舞士氣、振奮人心，開動宣傳機器。一方面，軍事當局對于戰局抱有過于樂觀的態度，使人們認為南京城有足夠的時間調度兵力守衛京畿，南京號稱“固若金湯”。
市民長期處于緊張狀態以及受到媒體的宣傳引導，致使他們對戰爭的嚴酷性產生了麻痹情緒，對可能到來的暴行認識不足，反應遲鈍。
另外，普通市民還輕信了日本人的偽善宣傳。在城陷之前，日本飛機曾散發傳單，“宣稱日軍是中國人唯一的真朋友，日軍將保護善良的中國人。”在城內各處，日軍張貼了大量的布告和招貼畫，宣傳日軍的“親善”政策。一些市民輕信這些偽善的宣傳，天真地認為日軍會遵照國際公約而不會傷害他們，因此許多難民包括部分軍人都采取了與日軍“配合”的態度，希望避免抗爭帶來對自己的損害。然而事實證明，他們的想法是多么的錯誤！
-建立“安全區”的外國人，憑著個人的一腔人道主義熱誠以及大無畏的精神，與日軍周旋，在南京淪陷最初的幾周內保護了大批中國難民
主持人：從《南京！南京！》中我們還看到，南京淪陷后，由外國人建立的“安全區”，使不少難民逃過了侵略者的屠殺？那么，當時南京安全區究竟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馬振犢：南京安全區是受上海南市“難民區”的啟發而由在南京的外國人士發起組織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夠充分發揮難民區的安全保護和救濟等功能。然而，因為沒有上海南市難民區特殊的國際背景，南京“安全區”始終沒有得到日軍承認，無法對日軍起到牽制、約束作用。但在客觀上，建立安全區的外國人憑著個人的一腔人道主義熱誠以及大無畏的精神，與日軍周旋，在南京淪陷最初的幾周內保護了大批中國難民，起到了非同尋常的作用。安全區的誕生，在中國政府、民間團體以及市民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南京安全區雖然并不能保證絕對安全，但相對來說，難民維持生命的糧食、燃料以及衛生防疫等方面在此都有最低的供給。當日軍來到安全區施暴時，外籍人士也會挺身而出，盡力保護難民不受凌辱和屠殺。但是，也應該看到，來自西方國家的友好人士，本著人道主義的精神留在南京救護難民，日夜奔波，為難民們爭取一點有限的生存和生活權利，但他們的庇護畢竟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去照顧大多數難民。
孫宅巍：對于外國人建立的安全區，有人提出“安全區并不安全”的說法。這種說法如果意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也無可厚非，但如果用來貶低安全區的作用，則是不可取的。雖然在安全區內也時常發生日本侵略者燒殺搶掠的暴行，但是從宏觀方面來說，外國人建立的安全區，在保護南京人民的生命財產方面，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有沒有安全區大不一樣，沒有安全區，南京人民的災難不知要加重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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