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11日電 香港《文匯報》11日刊文《中日直面史觀分歧展現信心》。文章說，中日共同研究歷史取得的那些在民眾眼中看來遠遠不夠甚或不足稱道的共識，來之不易，彌足珍貴。同時，兩國學術界在歷史問題認識上分歧的明晰化，體現出一種對兩國民眾負責的勇氣，和對兩國關系必將健康前行的信心。
文章摘編如下：
1月31日，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公布了階段性研究報告。這個由兩國政府主導的學術研究，兩國學者歷時三年，完成了對古代、近現代中日關系史的第一階段研究工作。報告引發兩國媒體的普遍關注。
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中方首席委員、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步平曾說，中日歷史問題是反映在政治外交、民眾感情和學術研究三個層面的現象，不能把學術分歧抬到政治層面上。此言無疑一語中的，不過反過來推就不太成立：因為學術研究要想完全擺脫政治外交、超越民眾感情，無疑太過理想主義。
可以說，在中日關系的總體框架中，政治外交雖是高層卻是最表層，它受制于國家利益和民意(民眾情感)，而詮釋國家利益和導引民眾情感的潛藏深層因素，卻是民族性格與文化精神，包括歷史研究在內的學術研究既是其投射和反映，又是其載體和驅動力。因而歷史問題的分歧，表層看是學術研究的對立，中層看是公共教育與政治意識形態的較量，深層則反映兩國民眾價值觀和民族性格、文化精神的差異。
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次中日共同研究歷史所遇到的困難和麻煩實在不值得兩國媒體渲染，推遲發布成果這類的細節也實在不足為奇，倒是雙方取得的那些在民眾眼中看來遠遠不夠甚或不足稱道的共識，如將1931-1945年的侵略戰爭定性并寫入報告書，承認存在南京大屠殺等，卻是來之不易，彌足珍貴。
不過，相比于這數量和程度都遠不能滿足兩國民眾的些許共識來說，兩國學術界在歷史問題認識上分歧的明晰化，特別是彼此對對方觀點的進一步認知和少量介紹，則更將雙方歷史觀的差異和分歧公之于眾，體現出一種對兩國民眾負責的勇氣，和對兩國關系必將健康前行的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有兩個重要細節為這種直面史觀分歧做了典型腳注。
一是兩國的十名專家其實差異不小。中方十名專家絕大多數為歷史學者尤其是抗日戰爭史專家，有四人生于戰前。日方十名專家雖然表面上看也都是高校學者，但多數不是歷史學家，而是法學、政治學專家，僅有一人生于戰前；而且多數曾在重要政府智囊機構里工作過，如首席專家北岡伸一即擔任過日本駐聯合國副大使。這種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年齡閱歷的差異，必然會對彼此的歷史認知、政治問題判斷等有所影響。
二是兩國媒體對公布的共同研究報告進行報道也表現出令人矚目的差異。相比而言，日本媒體對這一問題的報道更為全面深入，評論分析也更為犀利。這一事實表明，日本媒體依然以占據所謂自由主義史觀和意識形態制高點而曲意維護自己，阻礙了其深入理解、分析對方，中方則相對理性冷靜，這對于民眾深入分析并漸趨理解日方史觀和立場及其背后深層原因，無疑大有裨益。
意大利著名史學家克羅齊有句廣為流傳的名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中日歷史問題反映的恰恰是兩國在今天的利益糾結、力量碰撞和心態對比。兩國能合作研究并取得一定共識、展露史觀分歧，自然是信心勇氣的體現，更是進一步深入重新認識對方的良好開端，值得高度評價和進一步期待。(張智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