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官民溝通的新手段
在相對虛擬、隱秘的互聯網上，很多人平時在現實社會中不敢說、不方便說的話與事，往往都能原汁原味地展現在各級政府官員面前。這些海量、及時、真實的網絡原生態信息，不僅使中國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展，同時也對各級政府的執政方式和智慧帶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
“微服私訪與網絡問政有本質性的不同，微服私訪的出發點是源于統治者對于現有體制和官員的不信任，而網絡問政是源于政府需要傾聽更多信息。”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顧平安對本報記者表示。
顧平安說，網絡能提高效率、節省成本，希望現代官員學會利用信息技術提供的平臺，更好地了解民意、拉近與民眾的距離。
“在這樣一個日益網絡化生存的時代，各級政府官員不僅要積極順應這個時代潮流，更多利用互聯網去了解民情、匯聚民智，更要逐漸將這種科學、優秀的運作模式明確化、制度化、縱深化，使網絡民意最終在現實的公共決策和政策執行過程中展現出來。”接受中國經濟時報采訪的專家對于“網絡問政”都持肯定態度。
“雖然網絡上不乏真實的原生態民意，但網絡本身的虛擬性既是其先天優勢，也是其內在缺陷所在。”毛壽龍表示，網絡具有匿名性、隨機性、低成本、低風險的特點，故民眾很難承擔責任。
“網絡針對的主要是偏年輕化、文化程度較高的群體，所以網絡問政不能忽略非網絡群體的存在，如老年人、低收入者、農村群體。”毛壽龍提醒說。
對網絡這個載體，各級政府官員無疑應該有一種相對理性、冷靜的態度，有一個相對更為系統、科學與合理的甄別、篩選過程。
網絡問政應制度化
專家們一致表示，網絡問政，為網友表達釋放自己的真實意愿提供了快捷途徑。網絡只是一種工具，網絡問政的意義不在于問政本身，而在于對民意結果的運用，要確保民眾反映的問題、貢獻的智慧能夠被運用到實踐當中，從而讓網絡優勢切實轉化為執政的“生產力”。
“問就比不問好，但要搞清問和行的關系，要注意問了以后怎樣去行，怎樣去反饋和互動。”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公眾參與研究與支持中心主任王錫鋅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虛擬網絡世界美好的東西，只有最終在現實世界中得到對接，才能更多地展現其內在優勢與魅力。”毛壽龍表示。
“什么問題可以問，如何來問，問了以后如何回應，必須要有一個制度化的程序。假如你不問，民眾是否可以問你？要有問責機制，問要和反問相結合。如果你不問，或是問的方式不對，或是虛情假意地問，問了后不行動，民眾就可以反過來問責你。”王錫鋅認為，網絡問政應該常態化、固定化和制度化。如果沒有制度化的保證，或許就成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了。
“回復和處理情況建立問責機制由市民和網民進行監督并以此作為部門政績考核的重要標準。”王錫鋅建議。
“網絡信息只是政府部門考察民意的一個途徑不能無限擴大網絡功能。”北京市京華律師事務所吳承德對網絡問政有不同的看法。他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因為網絡問政還不是法律途徑并沒有法律規定政府領導是否有義務或必須就網絡聲音進行回應、解決等。
毛壽龍表示，互聯網跨越了地域疆界，突破了組織界限，實現了黨和政府與普通群眾的直接溝通，是對傳統執政方式的有益補充。只有上網的官員認真對待來自底層的草根民意，并最終通過有效的執政程序，將其內化成一種良性的執政思維與行動，才能真正把互聯網的優勢轉化為現實的執政“生產力”，才能充分展現互聯網的內在魅力。■本報記者 胡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