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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層民眾
1911年中國大革命，在過去的評說中還有一個重要看法，就是沒有喚醒民眾，沒有進行一場徹底的社會動員，于是辛亥革命的結果好像并不徹底，用魯迅的話說，好像就是旗幟換了，人還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還是主子，奴隸還是奴隸，甚至成為奴隸的奴隸。對于魯迅的抱怨和革命話語的指責，我們過去也沒有一個很好的解讀。其實，從現代政治的立場看，一切大的政治變動與一般民眾并沒有直接關聯，政治變動可以也必然改變民眾的生活方式，但這些變動并不一定要喚醒民眾的參與，并不一定要將整個社會整個民眾都卷入其中。當辛亥革命發生時，中國民間社會已有數十年發展，民間自治能力已有相當提升，政治變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圍，不去騷擾民眾綁架民眾，應該說是一種社會進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種政治選擇。
六、列強
近代中國的所有問題幾乎都是外來的，不是中國社會內部自然生發的結果，因而在討論近代中國所有問題時，都應該注意列強的態度和影響。
辛亥革命的發生，就其本質而言就是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就是要仿照法國人一百多年干過的那樣，終結帝制，恢復民權。所以當武昌起義發生后，列強在第一時間的反映，以為武昌新軍的舉動合乎正義的原則，合乎西方人的價值觀，所以他們在第一時間給予道義上的同情，承認新成立的湖北軍政府為交戰的一方。
列強與清廷有著正式的外交關系，如果按照舊的價值理念，武昌新軍及后來的湖北軍政府，其實就是叛黨就是叛逆，現在列強不是站在清廷的立場上指責新軍的反叛，而是承認其交戰一方，這無疑是在鼓勵支持湖北軍政府和各地新軍向清廷施加壓力。這就為后來的政局演變增加了許多不確定的因素。所以當南北和談膠著不下，清廷內部強硬派遲遲不愿就權力分享作出實質性讓步，君主立憲政治架構毫無實現可能的時候，強烈也毫不猶豫地支持南方革命黨和新軍將領終結帝制走向共和的要求，在某種程度上保障了中國政治權力的平穩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