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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憲黨人
在這一系列沖突、談判過程中，最值得觀察的還有一個重要群體就是立憲黨人。這些立憲黨人在二十年前的革命話語中均屬于政治上左右搖擺的資產階級，他們反叛了清王朝，支持了武裝起義，但很快又是這批立憲黨人用各種各樣的手段奪取了獨立各省的權力，背叛革命，又走上了反動道路。過去的革命話語確實揭示了立憲黨人在政治上的一個面相，只是這個面相并不能代表立憲黨人在辛亥革命整個歷史大潮中的作為。
立憲黨人是近代中國進步發展的主力，是社會中堅，他們在獲取經濟上的成長之后，致力于中國政治發展。在晚清最后幾年預備立憲運動中，主要的推動力量就是這批立憲黨人，他們的態度決定了辛亥革命的發生及其后果。當他們向朝廷發動一次又一次的國會請愿運動時，他們實際上是認同朝廷的權威和可能，是把立憲當作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負了立憲黨人的期待，無視立憲黨人的請求，以蠻橫的態度和手段去處理立憲黨人的可憐要求，從而用自己的手將這批改良主義者推到了政治對立面。立憲黨人對清廷越來越失望，對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對轉為同情，特別是清廷推出皇族內閣和鐵路干線國有化政策，前者比較徹底斷絕了立憲黨人分享權利的可能性，后者則從經濟上狠狠宰了立憲黨人一刀，終于將立憲黨人從朝廷的同情者變為反對者，所以當武昌起義爆發后，革命軍在第一時間找到湖北省咨議局，咨議局的大佬也就是那些立憲黨人對革命軍背叛朝廷的行動沒有絲毫指責，毫不猶豫地站在革命軍方面，成為革命的盟友，也就成了朝廷的敵人。
緊接著，各省立憲黨人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或主動光復，或幫助、協助各省新軍起義，脫離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獨立的陣勢，合組軍政府，繼而促動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籌建，促動并把握了南北和談的主軸。從歷史層面說，如果沒有各省立憲黨人的積極介入，僅僅憑借革命黨人的力量，大約真的很難在那么短的時間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與清廷分庭抗禮的力量，成為致清廷于死地的最重要因素。正如袁世凱在答復清宗室強硬派指責時所說：我北洋新軍有力量踏平武漢三鎮，有力量擊敗黎元洪乃至兩湖革命軍，也有力量擊斃這些革命黨，但我北洋新軍沒有力量和勇氣去槍殺湯化龍、湯壽潛、張謇、趙鳳昌這些立憲黨人，因為他們代表人民，就在民間。袁世凱的這個判斷不僅說明了他的見識超凡，而且證明了立憲黨人在這一運動中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清廷
在這場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大革命中，惟一受到損害的無疑是清王朝。當然我們也可以說這個結果是清王朝咎由自取。歷史給執政者留下那么大的活動空間，清王朝在最后的歲月中依然占據其他派別羨慕不已的行政資源和政治優勢，但是清王朝沒有將這些資源用在正當的改革上，沒有以政府的行政主導推動中國在政治體制上走向現代走向文明，而是被動地被各種政治勢力所裹脅，被動地推著走。歷史給清王朝留下許多機會，都被它白白錯過。甚至到了灤州兵諫發生，清廷依然不覺悟，依然用討價還價的辦法去回應革命黨人和新軍將領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歷史所拋棄，兩百多年的王朝頃刻沉沒。
不過，對清王朝的最后表現也有可稱說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時刻并沒有像歷史上的其他極權主義者進行魚死網破式的瘋狂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進退。當他們發現抵抗無益時，索性放棄了抵抗，以哀兵的辦法為這個王朝贏得了尊嚴和保全，讓清廷主政者多年來苦思冥想怎樣才能使愛新覺羅家族萬世一系，怎樣才能使清王朝成為一個永不消失的存在，竟然以非常戲劇化的方式得以實現。試想，假如廢帝溥儀不在后來被利用進行什么復辟，而是信守優待條例的規定，那么即便歷史又過了一百年，在我們紫禁城里還有一個整天稱孤道寡萬世一系的皇室，那將是一番怎樣的形象？
清廷最后的決斷和結局，當然還是得益于這個王朝的主要雇員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軍將領特別是北洋將領，當南北和談膠著戰火有可能重燃的關鍵時刻，是北洋將領段祺瑞、馮國璋等聯名為朝廷指出一條明白的路：必須接受民主共和，必須在辛亥年結束前作出肯定答復。這個最后通牒雖然是對著自己的主子，雖然有點背叛朝廷的意思，但按照儒家倫理好像也說得通，這大約就是孟子所說的，當一個王朝賊仁殘義的時候其實也就失去了正當性，這時即便誅殺君主，也不過是誅殺一獨夫民賊，并沒有道義上的缺陷。
北洋將領陣前倒戈使清王朝喪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這些將領并沒有忘記這個王朝的過去，并沒有對歷史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所以當南方革命黨人提供的退位條件使清廷覺得尷尬覺得無法接受時，又是這批將領大義凜然要求南方革命黨人應該尊重歷史，尊重一個即將消逝的王朝，民族應該和解，仇恨應該忘卻。于是南方革命黨人在稍后修訂的退位條例就充分體現了一種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場以法國大革命為取向為榜樣的大革命，最終得出一個中國式的結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國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國革命都沒有辦法避免的大屠殺。應該說，這是中國人“不戰而屈人之兵”政治智慧的體現。辛亥革命的這層意義在人類文明史上應該得到充分展示和張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