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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工業化主導向城市化主導的轉型
城市是消費的主要載體，加快城市化進程是構建消費大國或形成消費主導的戰略性選擇。“十二五”時期，我國正處在由工業化主導向城市化主導的轉型和變革的重要階段。總體來看，工業化處在一個調整提高的階段，城市化將呈現快速發展的基本趨勢。
1. 城市化進程對發展方式轉變產生重要影響。改革開放30年，我國城市化不僅滯后于工業化進程，也與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有一定的差距。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城市化率大概在55%左右。2009年我國人均GDP已超過3000美元，開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但城鎮化率僅為46.6%。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國內消費需求的釋放和升級，導致內需不足和產能過剩。
從工業化主導到城市化主導，對發展方式轉變有決定性影響：第一，決定工業的轉型升級。進入發展新階段，既要強調工業化對城市化的作用，更要強調城市化對提升工業化的作用。第二，決定服務業比例的大幅度提高。沒有城市化，大力發展服務業是不可能的。第三，決定城鄉一體化進程。快速的城市化必然建立在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基礎上。從這個角度講，未來五年是我國城鄉一體化關鍵的五年。第四，對改善資源環境問題有決定性的影響。城市化產生某些環境問題，但城市化又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戰略性選擇。這里的關鍵在于，如何從13億人口大國的需求出發，科學制定城市化的發展戰略和發展規劃。第五，決定勞動力的就業。如果沒有城市化和由此帶來的服務業發展，不可能擴大勞動力的就業范圍和提高勞動力的就業水平。
2. 未來五年，我國將形成城市化主導的新格局。“十二五”期間我國城市化率至少由現在的46%達到50%以上。有沒有這種可能呢？第一，未來的5年，我國將進入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重要階段。城市化率每年將提高1-1.2個百分點，由現在的46%上升到52%左右。城市化將由東部向中西部擴張，中西部的城市群興起將成為突出亮點，并由此形成大城市群、城鎮化、區域一體化齊頭并進的格局。這樣一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對形成以消費為主導的新格局將起到重大的作用。第二，城市間的競爭與發展將成為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活力。例如，未來長三角的區域一體化、產業一體化關鍵是上海的轉型。如果上海加速成為我國以金融中心為重點的、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的這樣一個大都市，對長三角的一體化將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第三，適應城市化時代需求的第二次轉型和改革。我國開始進入以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的第二次轉型與改革階段：一是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的改革進程。未來5-10年，改變城鄉二元制度安排，我國城市化率大概能提高10個百分點，“十二五”時期應當盡快改變城鄉二元的制度安排；二是推進行政區劃體制改革，為形成經濟主導的城市化新格局提供制度支持；三是推進中央和地方的合理分權，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城市發展自主權。
3. 發展方式轉變背景下的城市化戰略。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作出客觀判斷。首先，以城市化為重點推動城鄉一體化還是以城鄉一體化為重點促進城市化？工業化時代，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以城鄉二元基礎上的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為基礎。城市化時代，應當以城鄉一體化為基礎，不能再以犧牲農村來加快城市發展。問題在于，究竟以城市化來推動城鄉一體化，還是以城鄉一體化來促進城市化更為現實和有效。從實際情況看，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區城鄉差距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區城鄉差距大。城市化程度越高，城鄉收入差距就越小。例如，東歐國家的城市化比例相對較低，城鄉人均GDP相差2-3倍；歐美國家的城市化率很高，城鄉人均GDP相差1-2倍。大城市發展的實踐，不支持“城市越大，貧富差距越大”、“城市越大、城鄉差距越大”的觀點。事實上，以城市化為重點將有利于實現城鄉一體化。我國“十二五”期間城市化進程中突出的問題是兩億農民工如何市民化。“十二五”時期，土地的集約化和農民工的市民化要同步推進。未來五年，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應當讓“農民工”三個字成為歷史。為此，解決兩億農民工融入城市，需要盡快改革戶籍、土地、社會福利的制度安排。此外，需要分類推進省直管縣改革，促進中小城市發展。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省直管縣改革應緊扣統籌城鄉發展這一基本目標，加快建立城鄉一體化的行政體制。按照因地制宜、分類推進、重點突破的原則，以多種形式推進省直管縣改革：一是把具備一定條件的縣升格為市；二是把部分經濟強縣（市）升格為中等城市；三是對靠近中心城市、并與中心城市產業關聯度高的縣可考慮“撤縣改區”。
其次，城市化發展優先還是結構調整優先？有人提出，幾億農民進城干什么？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城市化以“拼大盤”為特點，也就是行政推動的城市化，仍然會把投資和工業作為主導，由此使城市化率與服務業比例不相稱。若以經濟主導的城市化，必然使服務業成為主導產業。那么，是城市化發展優先還是結構調整優先？是城市化約束下的結構調整還是結構調整基礎上的城市化，兩者如何協調？哪一個更符合現實？筆者認為，城市化是促進結構調整的主要推動力。由于歷史原因，我國確實存在城市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大多城市的服務業比重大都偏低，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不合理。下一步，處于發展型新階段的城市化，必然是消費拉動的城市化。這就需要加快調整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使其與城市化的需求相適應。即無論是解決現有的結構調整，還是確立未來的結構發展目標，其主要的推動力是城市化。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重要因素在于城市化水平偏低。沒有城市化尤其是大中城市的發展，結構調整難以到位。進一步看，我國結構失衡與城市化存在一定的內在聯系：第一，為什么工業的轉型升級比較困難？這是因為現有的城市化對工業化的約束尤其是低碳發展約束，還沒有上升為剛性約束；第二，為什么服務業發展比例低？這與城市化的水平低直接相聯系；第三，為什么農業現代化的程度偏低？重要原因也是城市化水平不高。這是因為，城市化的需求是決定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基礎。為此，要在加快城市化發展中推動經濟結構調整。例如，在部分城市化率較高的地區，加快結構調整。以上海為例，上海要確立以金融為重點的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格局，要建立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就要加大服務業發展的比重。為此，傳統的制造工業、某些重化工業就應當從上海市轉移出去。如果該舍的不愿舍，該進的就難以進來。這樣，不僅影響上海，也會影響整個長三角的發展方式轉變，乃至影響中國在亞洲和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在廣大中西部地區要走以城市化帶動結構調整的路子。以中部地區為例，中部崛起的突出矛盾是城市化進程滯后。從經濟總量看，中部地區明顯落后東部。落后的重要原因既有工業化發展相對滯后的因素，更有城市化水平不高的因素。就工業化率而言，2008年中部比東部低2.9個百分點，比西部高3.72個百分點，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9個百分點。但就城市化而言，從對2008年度統計數據的分析來看，東、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進程差距很大。總體情況是，東部地區2008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5365.64美元，同期城市化率為55.9%；中部地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4303.32美元，同期城市化率為40.9%；西部地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2308.83美元，同期城市化率為41.5%。由此表明，中部發展相對滯后的重要原因在于城市化的落后。中部崛起要發展現代新型工業，重要的途徑是以新型城市化帶動新型工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