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爾街日報》20日報道，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決定任命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為世行首席經濟學家。這項任命還需要獲得世行理事會認可，《華爾街日報》預期，理事會在這個月底應會通過。
如果最終任命，那么，林毅夫將是世行首位非歐美籍的首席經濟學家。作為二戰以來負有盛名的國際組織，世行“首
席經濟學家”的稱號，除了學術認可，也包含某種榮譽。“首席”團隊的名單中，包括斯蒂格利茨等諾貝爾獎獲得者。所以，突破歐美專家的“壟斷”，這個“首位”，不只是林毅夫的個人榮耀，甚或不只是中國經濟學界的集體光榮。
由于世行的功能定位是幫助貧困國家消除貧困、關注并扶持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依據邏輯，其組織結構中應有充分的發展中國家的聲音。但現狀是，管理層中發展中國家人士不足，核心職務更是鮮見發展中國家的專家身影。近年來，世行一直背負著“不能更好適應新興市場發展”的批評，對此佐利克希望，任命林毅夫能“平息批評”。
應看到的是，“平息批評”決不只是在人員安排上尋求均衡。在世行擬訂研究方向和發展計劃時，首席經濟學家扮演著十分重要的決策角色。林毅夫在北京大學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所，有關制度經濟學和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研究，成果享譽海內外。可以說，世行對其信任，與他所取得的學術成績，及中國經濟日益擴大的全球影響，是息息相關的。
當今世界增長最快的兩大經濟體，一為中國，一為印度。印度總理辛格，剛結束他的中國之行。1月15日，辛格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演講，認為“中國的成功是促進(印度)變化的動力”。這一表態，不僅代表鄰國執政者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肯定，更是確認中國經濟改革對世界發展的深遠影響。
這一影響，還不單純在于一個龐大經濟體的崛起，不單純在于其運轉對世界市場的拉動作用。近年來，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驚人的增長速度，這與東歐、拉美等國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的幫助下，東歐、拉美的一些國家迅速實現了經濟自由化，但并沒有帶來可持續增長，短暫繁榮后即陷入了因金融危機而來的深層困境。
在斯蒂格利茨擔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時，曾對此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具體而言，東歐、拉美等國迅速實現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忽略了穩定過渡的作用——體制轉型是有陣痛的，欠缺相應的制度建設和緩沖時間，問題容易集中噴發，經濟就很可能硬著陸。這種大起大落，對老百姓的傷害是不言而喻的。
中國改革選擇的漸進之路，在平衡穩定與發展的關系時，取得了令世界驚訝的成績。中國經濟的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面對批評，世行必須尋求解決，面對亞太經濟圈的影響，世行也不能不分析中國的經濟改革。對于成就，向來伴隨經驗剖析，一位研究中國經濟頗有建樹的專家被任命為“首席”，若站在全球發展的角度，應屬明智之選。
從佐利克決定任命林毅夫為首席經濟學家這一事件中，我們也足以再次觀感中國經濟改革的全球影響。（彭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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