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沒有規則，而是不講原則
祝：朱學勤是一個思想型的學者，我原本對他的印象相當好，他能把深奧刻板的理論問題論述得那樣生氣勃勃、激情澎湃，確實有點“大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更是“文化大革命”的氣息。可惜他的自由主義立場過于偏狹，所以這些年的思路似乎越走越窄。
汪暉博覽群書，博聞強記，讀書之多，涉獵之廣，在當今的人文學術界是很少見的。他的學問的繁瑣和細密，很容易讓人想起——從乾嘉學派到錢鍾書的蘇南地域文化和學術傳統。在這次事件中，有這么多學者和網友不顧一切地挺汪，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汪暉有一個特點，就是攤子鋪得過大，在論述一個問題的時候，總要牽涉進許許多多相關——甚至不那么相關——的問題來，而且要一并展開論述。對這些問題，他當然都有過涉獵或研究，但不一定都做過系統的透徹的研究。問題就在這里：要按照專業學術標準展開論述，從論點到論據，沒有深入系統的透徹的研究，是不足以支撐的。所以，他就必須大量借助于二手文獻。而如果把這些借用的二手文獻全都一一注明，不論是對于作者，還是對于讀者，恐怕都會不勝其煩，而且也太像讀書筆記了。所以，就形成了目前汪暉的這種不完全注釋的方式，有一些對別人成果的援引前一段有注釋，后一段沒有注釋。這是對汪暉的一點技術性分析。
黃：我沒有讀過原始文獻，但從那些小孫怡讓、后段玉裁對版本的校勘、字句的核查看，汪、朱的情況有相似之處，都是引了別家的東西而未一一明確標注。問題看來都是有的，至于如何定性，可以交給知識產權法的硬杠杠去做判定，也可以參考當年和當今的未成文法、即學術共同體約定俗成的規范去慢慢計較。
這次事件山重水復，機里藏機，變外生變，看得人眼花繚亂。目前最需發言者能不黨不私，誠心正意，本著對公眾負責、對學術負責、對個人負責的態度，從小處入手，向大處著眼，公正妥善地處理好這件事。知識界如果連這件事都干不好，那還能干什么？
自古以來，讀書人就是中國社會自我反省、自我糾錯機制的一個重要部分，總的說是一支健康的力量。近一二十年來，知識界的腐敗與腐朽因市場化的環境和官僚化的體制而愈演愈烈，知識分子的集體形象江河日下。這個群體在道德人格上的覆滅，會是對中國未來發展的致命一擊。公眾包括媒體對此次事件反響之強烈，正反映了人民對這個群體的期望與失望。
祝：從小處入手，就是要逐步建立一套比較細化的中國學術的寫作規范。
其實將近10年前，歷史學者王笛就針對中國學界的問題，撰文介紹過《芝加哥文體手冊》。這當然不是說要照搬誰的制度，而只是作為一種參照。因為鑒于今天的社會風氣，建立中國的學術規范，不能再僅僅停留于道德的呼吁或譴責，而是要有一套硬件的基礎設施作為依托，要有一部大家公認的、可作為依據的行業法典。我不太同意把這些年的抄襲成風歸咎于講究學術規范本身，所謂學術規范本身鼓勵引用別人的論述，鼓勵鸚鵡學舌，因此鼓勵變相抄襲。在社會整體教育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別是在寫作成果發布平臺即互聯網便捷化、大眾化，導致寫作者人數呈爆炸式增長的時代，必須相應地提高學術的準入門坎，明確區分專業學術寫作與非專業學術寫作。專業學術寫作必須在充分掌握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必須為每一個論點提供準確的、充足的論據，這必然要求比較多的引文和注釋。同時，按照這個標準，抄襲還是沒抄襲，在什么程度和意義上抄襲，其實不難判斷。
黃：1990年代以來是學界訂規則最細密、同時也是學人出事最頻繁的時期。問題的癥結似乎不在于沒有規則，而在于不講原則。像當年王銘銘學術不端成那樣，連“孟修斯”都鬧出來了，可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剛剛開完他的會沒幾天，《讀書》上便見到他的新作。不是說犯了錯誤就得一棍子打死，但學術共同體總該講點原則，有個態度吧？就算他人才難得，觀點有益，但他的作為和你的反應會對學界起什么樣的示范作用，會對學術風氣產生什么樣的正負影響，難道不應該考慮么？
因此，我不反對從技術和規則的角度抑制抄襲等學術惡行，但我更相信治本之道在于整頓人心、樹立原則，營造正氣。在整個社會心理及價值觀大環境壞了這么多年、壞到這個地步的今天，說這些的確近乎癡人說夢。盡管如此，公眾對這次事件空前的關注程度，讓我們看到中國社會還存在著推動人心向善、風氣轉變的強大動力。這股動力目前特別需要公心的引導，而不是私心的利用。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派別的陰影揮之不去，小團體的私貨隨處可見，這未必一點不利于事實本身的澄清，但不大可能推動事態朝著符合公眾整體利益的方向發展。本來抄襲行為大則與價值制度環境相關，小則與個人作風品格相關，與自不自由派、新不新左派沒有內在聯系。
黨爭派性的繼續插手不大可能使這次事件成為改善學界風氣、重建知識分子信譽的一個契機，很有可能讓它淪為一場讓公眾越看越無聊的鬧劇。希望各方珍視不多的機會，管住私念，拿出公心。只要公心在，中國學人豈有連這點事都說不清、擺不平的道理？若公心不在，從五洲四海請多少余英時、齊澤克——就是把真貔貅弄來——也無濟于事。
能不能妥善處理、解決汪朱事件，對中國社會是一個考驗
祝：這次事件一開始，王彬彬先是在《文藝研究》上發文，雖然用詞狠點，態度橫點，但基本上還是學術的討論。《文藝研究》也是一家行業內的學術刊物，沒有一些網友想象的什么內幕和陰謀。《南方周末》重新全文發表王彬彬文章，是非常破例的，于是“汪暉涉嫌抄襲”變成了媒體事件、公眾事件。但想想也并無不可。因為既然高等教育大躍進，現在每年600多萬大學畢業生，關注學術理論、關注學術界的就不會再是一個小圈子。但這的確使整個事件復雜化了，需要特別慎重地分析和評判。
所以，一方面是從小處入手，另一方面要向大處著眼，第一，就是要考慮到這一代學人的特點，包括上面提到從“文革”到改革的大時代背景，以及思想家兼學者的雙重身份。這一代人的大視野來源于他們所處的時代，并不是每一代學者都能具備的，這是他們的優勢，相應地也就有他們的劣勢。思想不可能恪守學科專業的界限，它跟著問題走，可能會從社會學走到經濟學、政治學，又走到法學、哲學、歷史學等等。在這個過程中，的確容易出現學術違規的情況，比如過度借用二手文獻而未完全注明，這可以理解，但必須糾正。向大處著眼的第二條是，中國面臨社會重建的任務，需要更多的社會群體參與。不同立場如果長時間都擁有眾多追隨者的話，那么就不能簡單地認為這種立場僅僅代表極少數人的利益。
我個人認為，就像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漢學與宋學、理學與心學，或者就像西方的經驗論與唯理論等一樣，在每個領域，都會有長期對峙而又互補的兩種路線或立場。在社會思想領域也同樣如此，自由派與新左派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和群眾基礎，好像沒有必要搞得這樣你死我活，特別是掌握強勢媒體的一方，更應該厚道一點，采取建設的態度來處理目前的這一事件。中國未來前景，經濟增長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社會治理方式，不確定因素還很多。可以說，這次能不能妥善處理、解決汪朱事件，對中國社會是一個考驗。
黃：最后再就當事人說幾句。朱、汪各自所持立場、所做工作，分別屬于對中國前、后三十年兩種體制及其弊端的正當反思。朱的作品包括他的《道德理想國的覆滅》，是可以看出理想主義底色的；而且，在自由主義學人中數他和吳思有智慧，不是那種倆眼發直一點余光也沒有的角色。汪暉和黃平主編《讀書》十年，為開闊知識分子視野、探索中國道路和人類發展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參考消息”，貢獻不可謂小。
現如今，兩條意識形態路線有代表性的兩個人物，被對立的雙方當作彼此的瘡疤撕得血肉模糊。而事實上，朱的《覆滅》和汪最初被質疑的《反抗絕望》均成書于還只有一條路線的二十年前，那么問題來了：如果是一條路線上犯的事，還會成“事”么？也許會成，但成不了這么大事。
總之，一個不太政治的問題被過分政治化了，一個相對個人的問題被過分集體化了。這樣一個泡沫化過程，從長期看，只會累及集體，傷及個人。能讓人行之久遠而立于不敗之地的，永遠是實事求是——老實不吃虧。這應該是我們從這次事件中吸取的第一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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