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風敗壞，是從紅衛兵－知青這代人當中的某些人開始的
祝東力（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以下簡稱祝）：今年過了一多半，學術思想界的熱點，一直集中在學術規范問題上。對這個問題的探討爭論，有學術層面的，有意識形態層面的，但意識形態的爭論很快就掩蓋了學術層面的探討，甚至越來越短兵相接，有近乎肉搏之勢。學術思想界的這種狀況，當然是目前中國社會矛盾和利益關系的一個集中反映。但是，既然是學術思想界，就應該更多一些分析的態度和方法。我覺得，我們不妨后退一步，從更大的視野，從中國當代社會和改革開放的歷程，從學術思想史和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性格特征，來審視剖析一下眼前的這個熱點問題。
黃紀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以下簡稱黃）：朱學勤、汪暉二人涉嫌抄襲事件本身，有多少屬學術，多少屬政治，多少屬文化，多少屬歷史，這的確需要一種分析的態度。分析方法在中國其實不缺，上世紀80年代就有一本《分析時代》，很有影響。目前缺的是分析的態度或愿望。
近些年分析的態度、實事求是的精神越來越淡出思想辯論的舞臺，講理的空間越來越小。教授研究員們一說就吵，一吵就罵，一罵就翻。吵和罵所配套的手段是過度簡化、符號化、政治化，不是給自己戴帽子，就是給對方扣帽子。翻臉之后的方法論就更不堪了，全是武術學校那一套。
我原來跟老婆開玩笑說，咱家也掛牌吧，掛個“理不到處”。其實這牌子倒真適合充滿戾氣的當今社會。層出不窮的惡性事件往前追，十之七八都有個不愿講理或沒處講理的環節。這次事件也表現出了同樣的普遍趨勢，令人不安。
祝：我發現，很多人對上世紀80年代的學術思想情況其實不太了解。歷史地看，上世紀80年代的學術風氣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就我的記憶來說，1985年以前相當好，1985年以后比較差。
這里涉及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改革進程。1984年年底，改革重點開始從農村轉向城市，文藝界學術界風氣為之一變。文藝界八仙過海，什么實驗小說、八五新潮之類，不管有沒有思想和藝術的準備，一哄而上，甚至無所不用其極。學術界也一樣，不管有沒有知識和理論的積累，有條件的上，沒有條件的也上。一方面是新觀念新方法，另一方面是中西文化比較，成為學術理論界的兩大熱點。
第二個因素是知識分子的代際特征。從“文革”結束到上世紀80年代前期，學術界唱主角的是中老年學者，紅衛兵－知青那代人大多還在求學階段，被籠罩在前輩師長的身影之下。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紅衛兵－知青一代開始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一開始就迥異于前幾代人。
黃：籠統地說上世紀80年代學術不規范，籠統地說上世紀80年代學人都那樣，既不是事實也不公道。
前兩天跟一個朋友也聊到上世紀80年代風氣。上世紀80年代學界的老年是上世紀一二十年代費孝通這撥兒。中年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前期李澤厚這撥兒。這兩代總體上說為人比較本分，學風也相當嚴謹，甚至略嫌死板——李的思想在同輩人中算是異數，但學術上仍是規矩中人。
學界青年是40末、50后這撥兒，尤其是50后，他們在“文革”中由少年兒童長大成人，其間不是鉆窗就是翻墻，基本上沒走過正門，沒邁過正步。他們的人格特點是敢想敢干、無法無天，用我一個朋友（任繼愈的研究生）上世紀90年代跟人打架時向對手做的自我介紹就是：“告訴你，‘文革’過來的，40歲以上的，可都是流氓！”
作為時代的人格烙印，我想“文革”一代青少年兒童——包括我自己——身上除了大家津津樂道的“理想主義”之外，也都有股不服不忿不吝的“流氓”勁兒，只是深淺不同而已，具體人得具體分析。我們胡同有位右派的兒子，老高中生，成天抱本《唐璜》、《莎士比亞》什么的，特別“紳士”，但他的想法做法跟老實巴交的老大學生一代終歸不同。
可以說，這撥兒“流氓”是“文革”留給市場經濟的一份遺產，是亂世贈與變世的一份厚禮。離開這樣的人格資源，很難理解中國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轟轟烈烈。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有一陣“野性”這個詞兒比較時髦，充滿野性的半人半馬作為社會轉型的沖鋒隊或敢死隊沖決羅網，別開生面，放在大的歷史視野里積極意義不能抹殺，但副作用也是明擺著。
上世紀70年代后期、80年代中前期是短暫的治世，一晃而過。那十年可算得上當代風氣的“黃金十年”（從民國史借個詞兒）。體制基本上還是舊體制，社會流動的渠道還不“多元”，“野路子”不但法律上禁行，道德上也被蔑視。價值觀也還沒走到“英雄不問出處”、啥手段好使使什么的那一步，個人主義、精英主義的時代精神還是在傳統的“正道”上一路奔走，道邊的標語全是“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之類。在這樣的體制和價值環境里，剽竊的事情并不多見。
祝：1985年之前學界剽竊抄襲的情況確實很少，就我了解的相關專業范圍來說，比較有影響的只有上世紀50年代中期華崗的《辯證唯物論大綱》和上世紀80年代初韓進廉的《紅學史稿》。這兩本書都有人撰文揭露其抄襲，但在那個時代，類似的現象可以說寥寥無幾。
1985年以后風氣陡然一變。我那時還在讀研究生，記得1985年或1986年，有一天在北大大飯廳門前西側的閱報欄，看到貼出一張《光明日報》，大半個版都是某某擔任主編的某編委會名單，還有這個編委會編輯的“西方學術文庫”和“新知文庫”的書目，以翻譯的西方哲學類書籍居多，大約有上百種，每本書都標有中譯者姓名。我因為在哲學系讀研，了解點情況，知道其中許多西方名著當時并無真正的所謂中文譯者。那其實是跑馬圈地，因為怕別人或別的出版社也要譯同一本書，所以先隨便安個譯者名字，相當于現在的惡意搶注。我們幾個同學當時對這種“吃相”就很不屑。那個編委會的絕大多數人就是40末、50后。
實際上，學風之敗壞，就是從紅衛兵－知青這代人當中的某些人開始的。當年造反、串聯，甚至打砸搶，20年后轉移到了學術領域。包括年輕時的何新，也有貪多、圖大、求快的毛病，十幾年前我在書里評論過他的學風問題。當然這些都還不是抄襲剽竊，屬于鉆窗翻墻抄近路，但學術界的規矩的確被破壞了。這一路下來，影響到后來的20多年，再加上別的因素，到今天，學界、高校的學術腐敗已經積重難返。
一代特殊的知識分子遭遇了一個特殊的時代
黃：“黃金十年”里，青年學人跟在中老年師傅后面學徒，“老師”長“先生”短的再配上些“之乎者也”，看著頗有古風。但聽他們私下罵人話之純正、下流話之地道，跟前輩學人大不一樣，更別說傳統的“士林”、“儒林”了。
十年一覺，等到青年學人學徒期滿，正趕上社會大轉型，什么下海潮、出國潮、尋寶熱、特異功能熱，一時間天翻地覆，人仰馬翻。整個社會風氣由正步改為醉拳，又東倒西歪起來。青年學人骨子里的紅衛兵也結束了冬眠，一躍而起，回老家似的走進新時代。市場新時代崇尚工具理性，講究小投入高產出，最好不投入光產出。不擇手段開始成為最佳手段——能拿干嘛買，能加塞兒干嘛排隊？“老實”、“厚道”、“本分”從此成了貶義詞。
我在戲劇《我們走在大路上》說到那一段時也感嘆過：說你“老實”可不是夸你／說你“邪性”可不是罵你／說你“本本分分”可不是抬舉你／說你“乍乍乎乎”可不是數落你／說你“人挺可靠”是說發家致富靠不上你／說你“混球一個”是說將來混得好的可能還就是你！
當然，風氣的影響不會搞絕對平均主義——每個青年都一樣。“逍遙派”還在南窗下逍遙。而“造反派”聽著窗外哪個同學一夜發了，心里又空又慌又躁之際，就近造他娘的學術規范、“資產階級法權”一回反，也是可以理解的。
祝：紅衛兵－知青一代和“文革”前的大學生截然不同，有的可能只相差幾歲，但思想性格上的差別卻非常明顯。“文革”前的大學生是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這十七年體制的產物，就像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所說的馴服工具，忠誠可靠、循規蹈矩、溫良恭儉讓，是傳統儒教加斯大林主義培養出來的思想性格。紅衛兵－知青一代卻不同，他們在人格形成的年代，突然遭遇到“文革”那樣千年不遇的政治風暴，面對中國和世界的大問題。“大字報”、“大辯論”，造反、串聯、武斗，然后又是“上山下鄉”、進工廠或當兵，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摸爬滾打。這大概也是古今中外空前絕后的一代人，其中的知識分子和學者尤其如此。
對這一代學術思想界人物的特點，我以前也做過分析。與前后幾代知識分子相比——比如前邊的“文革”前大學生、后邊的60后學者，他們有更多的大抱負、大視野、大思想，同時又具備底層社會的經驗和生存能力。他們的優點和優勢非常明顯，缺點和劣勢也同樣明顯。這當然是兩代人之間整體的、粗略的對比，不排除個別人的特殊情況。總之，紅衛兵－知青一代知識分子獲得獨立的學者身份，正好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一代特殊的知識分子遭遇了一個特殊的時代。應該說，汪暉和朱學勤都屬于這一代中的佼佼者。
黃：這一代“小將”出身的學人，跨越社會光譜之寬，擁有社會身份之眾，比較接近“五四”前后一代青年——西方一戰、二戰中的青年其實也差不多。復雜的經歷和身份給了他們觀察社會人生的多重視角，跟廟里的“千手千眼”似的。他們當然有短處，但其開闊的視野，豐富的內涵，不是“空疏”所能概括，也不是南窗所能望盡，更不是三歲就開始學英語、三十歲還在學英語的承平時代學子可以嘲笑的——那位叫Isaiah的網上青年嘲笑朱學勤英語不行的態度并不可取，有點小松鼠跟短尾猴比誰后面長了。
這一代紅衛兵－知青學人，他們不同身份、不同經歷、不同視角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變化，應是當代學術思想史的重要內容。他們的身份，除了前面說的“流氓”（去掉貶義），還有“導師”。我們都知道毛主席是“偉大導師”，其實他們也是，只是尺寸小點。他們跟著偉大導師比畫了一二十年，想不比畫都收不住。更何況時代又提供了繼續比畫的機會：前三十年的路線到“文革”結束時已經走不下去，中國需要換路子，往哪兒去，怎么走，當官的心里有數但沒底，特別需要兩種人來幫忙。一種是禹作敏、年廣久之流，相當于柬埔寨踩地雷的水牛，要靠他（它）們踩出條血路來。一種就是“導師團”或“教導團”了，要靠他們廣搜古今中外的各種路線圖。
祝：“文革”涉及中國和世界的根本出路，“文革”中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其問題意識就不是通常的學科、專業所能限制約束的。上世紀80年代初那會兒讀李澤厚，曾經覺得他的治學路子很寬，美學、中國思想史、康德哲學，都有系統的論述。可是到了紅衛兵－知青這一代，在跨學科跨專業方面比較起來，李澤厚就是小巫見大巫了。像何新，哲學、邏輯學、美學、歷史、訓詁、文學批評、經濟學、國際政治等等，專門論述過的少說也有十幾個學科領域。
另外還有一個因素，“文革”結束后恢復十七年體制，上世紀80年代清理“三種人”，培養提拔“四化”干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所以，上世紀80年代培養提拔起來的干部，一般是聽招呼、能辦事，思想上個性上大多乏善可陳。這形成了一種政治價值觀和任用標準。所以，依照這種價值觀和標準，上世紀80年代以來，除了個別高干子弟，其他特別有個性和思想的人，不管什么觀點立場，經過層層篩選，在仕途上大多不會有什么前景。于是，不少人下海經商，不少人進入學術思想領域。這兩撥兒人，雖然進了商界和學界，但都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有極大的政治關懷和熱情。這種關懷和熱情反映在治學特點上，就必然是政治大于專業，思想大于學術。
黃：紅衛兵－知青一代學人當過兩種徒弟，即學校老師的徒弟和毛主席的徒弟；畢了業要當兩種“導師”，即博士生導師和中國導師。兩種選擇可以非此即彼，也可以兩頭兼顧，還可以有所側重。有的人覺得學術小世界夠大的了，就是它吧，于是邊走邊背誦小世界的旅行守則、“十要十不要”之類，果然一步一個腳印走成小世界純然又斐然的專家學者——江山不是不想指點，但打算指導完最后一屆研究生即退了休再指點。有的人則覺得學術小世界雖然放得下自己飯鍋飯碗，但放不下自己的雄心壯志，博士生導師要當，中國導師更要當。中國不少“公共知識分子”都是一身兼著兩種“導師”。兩種“導師”各有各的側重、路數、功夫和標準，彼此雖有重疊、互補、相得益彰的一面，但也有關照不過來、顧此失彼，甚至有你沒我的時候。
汪暉、朱學勤身上也都存在這樣的身份矛盾和尷尬。先說朱吧，學術并不是他的“長板”（從他那兒抄個比喻），也不是他人生的主要追求。《道德理想國的覆滅》最核心的意思是告誡中國人，革命沒有革出好的，換別的道吧。這樣的“警世通言”本來跟《芝加哥文體手冊》沒多大關系，可你既然把它寫了博士論文，又用它換了學者身份，就別怪刺客拿著此類手冊隨時登門拜訪。汪也是兩種身份沖突挺大的一位，在左翼學人中，屬他“學術”氣最重，不把檄文寫成論文不罷休。他好像還參與推動過上世紀80年代思想向上世紀90年代學術的轉變，提倡過“學術規范”，如今卻絆在了學術規范上，就像他身上的另一組悖論——“不”西方的主張和SO西方的表達。朱、汪二位作為學者都有失嚴謹，作為思想者卻不失嚴肅。兩種利弊互見的身份及其矛盾，雖非這次事件的最核心部分，卻是我們理解其背景的一個必要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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