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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養老調查：一公辦養老院排到7千號 需等10年
關鍵詞： 養老體系 養老服務機構 養老問題 養老機構 養老院 社區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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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養老 之 【一床難求】
不久前的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一份提案稱，中國正經歷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老齡化進程。
2011年底，全國各類養老機構的養老床位315萬張，床位數占老人總數比例僅為1.77%。
何處安放我那張養老床？
在北京，城區養老院“一床難求”現象凸顯。北京市老齡委負責人坦言“解決養老問題迫在眉睫”。
《北京市“十二五”時期老齡事業發展規劃》提出，不斷完善“9064”養老服務模式(到2020年，90%的老年人通過社會化服務在家庭養老，6%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在社區托老，4%入住養老服務機構集中養老)，形成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托，機構養老為補充”養老服務格局。
本報記者歷時一個月，調查百余家公辦養老院、民辦養老院，和社區養老場所。
今起本報推出北京養老調查系列報道，力圖從公眾角度展現北京養老的真實現狀和問題所在，為未來養老體系建設提供參考。
豐臺區馬家堡，90歲的張寅生和老伴李玉珍，感覺回家的樓梯越來越長。
他們常常相扶著，看一眼掛在墻上的結婚照片。70年前，黑白照片上的李玉珍漂亮得像個電影明星，“年輕的感覺，壓迫得讓人窒息。”
勁松老式居民樓里，和80歲的兆芬(化名)一起回望過去歲月的，只有兩只做伴的貓。滿是皺紋的手里，公辦養老院的排號已經等了近四年。
深夜里，90歲的盧月愛吵著“要下樓上班”，看到58歲的女兒拽自己，扯著嗓子大喊“救命、救命”。“你們怎么著老人了？還讓不讓別人睡覺？”街坊開門罵道。面對神志不清的母親，侯群英和兄妹們坦言“快被折磨瘋了”。
養老，于他們而言，成為了自己或家人無法解決的問題。
衰老像“刀子慢慢割肉”
張寅生說，衰老是慢慢感覺到的恐懼，“像刀子落到肉上，慢慢拉。”
20年前，退休在家老兩口過著養花、畫畫的悠閑日子。4個子女，一個在國外，一個在外地，在北京的兩個每周都會來看望。
早市晚市，張寅生提著布兜去買菜，回到家做飯，老伴兒李玉珍給他打下手，“如果就這樣過完余生，很幸福。” 張寅生坦言，那時根本沒想過去養老院。
一場小火災改變了他的想法。
前年的一天，張寅生像往常一樣做完飯，招呼老伴吃飯，但他忘了關火。
火苗燒著了抽油煙機，黑煙充斥廚房，涌到窗外，街坊踹開門大喊“著火了”。
“真嚇壞了，突然感覺這么安靜活著都力不從心了。” 張寅生說。
去遛彎的路上，李玉珍躲避不及被車撞了。
接連出事，子女探望頻率增加，每周一次改為兩三天一次，再改為一天一次，“他們怕我們突然死在了家里。” 李玉珍說，自己半年才慢慢恢復，“我和老伴想，這回得多注意點兒，別再給孩子們添麻煩。”
衰老的窘境沒給老兩口喘息機會，剛好的李玉珍又摔了一跤。88歲的她裝上了金屬股骨頭，只能慢慢挪動。
老兩口看著70來歲的子女，頭發已白，面容憔悴，每天來照顧他們上樓梯都困難，“我倆心里難受”。
“幾家人都被折磨著”
勁松37平方米的居室里，老伴去世后，80歲的兆芬和兩只貓相依為伴。
女兒住亦莊，兆芬不愿去，“住不到一起，習慣不一樣，他們受不了我和我的貓。”
兒子一家經濟狀況不好，“去年他要做心臟搭橋手術，都躺在手術床上了，醫院要8萬元押金……我兒媳婦說，去哪兒弄這8萬啊，實在沒辦法，人又從手術室里給推出來。”
說起這些，兆芬把頭偏向窗外，“未來的路，不能靠孩子。”
愛唱歌、愛打扮的兆芬，不愿別人踏入家門，“太亂，我會顏面掃地的。”手腳已不太利落的她無力收拾，家里彌漫著難聞的味道。
只有兩只貓相伴，她說有時希望來個收水費的，能說說話，但又怕來陌生人不安全。
相比兆芬，90歲的盧月愛很少有煩惱，除了偶爾清醒的時候。
老伴去世早，她一直跟兩個女兒生活。四五年前患上老年癡呆癥，五個子女輪流照顧。
58歲的女兒侯群英說，去年10月，母親幻覺越來越嚴重，“一到深夜就不睡覺，不停敲門敲窗，說有人要害她兒子，甚至站到陽臺大喊大叫。”
一晚三四次的鬧騰，侯群英患有高血壓的哥哥，照顧母親時都得增加藥量，“幾家人都被折磨著”。
受不了的還有街坊鄰居，經常到居委會投訴，甚至都報過警。
指望不上的社區養老
“孩子們也老了，不能再拖累他們。”張寅生夫婦決定去外邊養老。
他們不愿遠離自己的家，想起社區里的“日間照料室”。張寅生設想，白天跟老伴去日間照料室，有其他老人做伴，萬一犯病還能及時送醫院。晚上，兩人就回家住，也能和孩子們在一起。這樣既解脫了孩子，還能守著安全守著家。
張寅生碰了一鼻子灰，居委會說，有日間照料室沒人去。“我去看了，只有兩張床兩套被褥。再加上沒醫生，我們害怕。”張寅生說。
也是抱著“解脫子女”尋找日間看護室的丁懷禮同樣失望。他獨居在芍藥居一個近兩千戶的社區里，3個子女都在本地，“人老了毛病多，不愿跟他們住。”他去社區日間看護室，20來平方米房子內沒有老人，已變成居委會的辦公場所。
“從設立初就沒有老人敢去，后來日間看護室就變成了社區舉辦活動的公用場地。”丁懷禮所在社區的居委會負責人并不諱言他的現狀與擔憂，“居委會分不出人手照料，也分不出多余的錢雇人看護，老人在這是有風險的，萬一出現急病，死到這了，責任算誰的？”
北京“十二五”規劃數據，2010年百名老年人擁有日間托老床位數1(張)。
正如張寅生和丁懷禮的遭遇，近日記者探訪多個小區，日間照料室現狀多為“只是有這么一說”。現實中，很多社區缺乏人手和資金，日間照料室早已廢棄，甚至一些社區的照料室已變成雜物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