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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的中產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壞不好”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曉燕、楊晴川、劉亞南、張皓雯見習記者帥蓉發自布魯塞爾、孟買、北京 “我就算是中產階級中的一員。”比利時姑娘勞拉在大學里學習的是中文專業,當她笑著和記者說這番話時,已經成為比利時一家中資機構的員工了。“我對目前的 生活很滿意。”她說。
勞拉介紹,她每月2500多歐元(1歐元約合9.25元人民幣)的收入在比利時算是中等水平,其中三分之一用來繳稅,剩下1700多歐元用來支付房租和自己的日常開銷,生活還算比較輕松。
現在,似乎只有在歐洲才能如此輕易找到對生活現狀滿意的中產階級,本報記者在幾個國家進行調查發現,全球更多中產階級的生活壓力偏大,誠如臺灣 歌手鄭智化在一首名為《中產階級》的歌中描述的:“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壞不好。”
美國中產面臨“崩潰”
美國的中產階級在最近幾年日子不太好過。美國學者在金融危機前就提出,美國中產階級內部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使得中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有“崩潰”的風險。
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克魯格曼在《中產階級美國的終結》一文中指出,二三十年前,美國的中產階級占據社會重心位置,可最近幾年來,經濟增長的收益卻流向了中產階級的上層和富豪階層。
美國中產階級分化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許多城市都有所謂中產階級社區,然而,最近幾年以來,許多賺了大錢的專業人士紛紛離開這些社區,搬到新 興的富人區去了。而在加州和夏威夷這些物價較高的地方,由于生活費用上漲,許多下層中產階級人士不得不搬離原來居住的中產階級社區,另擇廉價居所。
金融危機后,美國中產階級的分化和困頓更為明顯。許多中產階級家庭為了維持生活水平,夫婦不得不雙雙出來工作。而據美國媒體報道,如今許多普通中產階級家庭即使夫婦雙雙工作都很難維持體面的生活。
美國媒體曾這樣形容:過去美國的社會結構像維多利亞時期女人上小下大的裙子,而現在則更像是一個兩頭大中間小的沙漏。換言之,曾經作為社會中堅的中產階級,正在日漸式微。
歐洲中產憂心養老
歐洲的大部分國家的中產階級仍然過得滋潤,不過,也不可能悠閑度日。今年27歲的杰西卡一邊工作一邊攻讀生物學博士學位,再有一年就畢業了,丈夫弗朗斯在一家跨國公司擔任會計師。夫婦倆有兩個兒子,一個兩歲,一個只有三個月。他們算是典型的比利時的中產階級。
婚后,他們在市郊買了自己的房子,各種手續辦下來花了9萬多歐元。杰西卡說,他們稅后的月收入有3000多歐元,只靠自己也負擔不起,還得靠公 婆幫忙在銀行抵押貸款。現在房子每月的月供需要八九百歐元,占了日常開支中的很大部分,另外讓她感到有壓力的是孩子上托兒所的費用,兩個孩子需要500歐 元。
杰西卡總覺得時間不夠用。“我們的時間太少了。早出晚歸,回到家后還要做飯打掃衛生,安頓兩個孩子。時間總是很緊張。”她說。
沒有這些煩惱的勞拉憂慮的則是養老問題。勞拉告訴記者,歐洲人口老齡化問題嚴重,導致各國政府的養老金支出日益龐大,公共財政不堪重負,不少國家都在考慮進行養老金改革,或者提高退休年齡,或者減少養老金,因此要想保證退休之后的生活質量,早做準備還是很有必要的。
中印中產壓力沉重
最近幾年像中國、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飛速發展,中產階層也在迅速發展壯大。
中國社科院社會研究所教授李春玲介紹,1988年,以收入標準定義的中產階級在中國的城鎮中所占比例不到1%,而2006年達到這一收入水平的 人在城鎮中的比例接近9%。同時,中產的收入增長速度自2001年以來正在加快,2001至2006年的五年間,比例增加了5個百分點,即平均每年增長 1%。
她告訴記者,最近幾年,隨著國民收入增加,以收入標準定義的中產階級比例增長幅度應該更大。
而印度很多人抓住了經濟改革帶來的機遇,收入可觀,生活富足,跨入了中產階級的行列。今年8月,亞洲開發銀行的報告顯示,印度中產階級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即超過3億。
不過,中印等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層多數壓力沉重。
米塔爾女士是新德里信息咨詢公司的一位業務經理,年收入有50萬盧比(1元人民幣約合6.6盧比),但因為害怕失去這份工作,她經常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結婚10年了不敢要孩子,平時也沒時間做飯,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餐館里靠吃快餐過日子。
“我根本沒時間做飯。”她說,許多同事都和她情況類似,經常加班,擔心失業,擔心孩子不能進好學校讀書。
在中國,同樣有很多中等收入者生活在壓力中。肖雪是北京某媒體的中層,丈夫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管,收入不菲。他們有一個兩歲的兒子,還有兩處房 子,衣食無憂,可以經常旅游。不過,肖雪總感覺壓力大。“不是來自工作,是擔心孩子的教育。”她告訴記者,幼兒園還好,可以多花錢進私立的。但是要是想讓 他上個好的小學,就得買學區房。
“我和丈夫商量過買學區房的事情,5萬一平米,買了房子,我們就什么都沒了。我們也都是有體面工作和房子的人,但是在這個城市,這實在不算什么。”她無奈地對記者感嘆。
加拿大中產稅負10%左右
如果說中等收入在稅收上與低收入相比,壓力顯而易見的話,那么與富人階層的比較就確實很難量化。表面上收入越高繳稅越多的稅率累進表,實際上卻越到頂端 越失效。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數富人的收入都不是或不僅僅是工資薪金收入。翟繼剛也認為:“僅僅靠工資吃飯的人永遠算不上是一個富人。”在他看來,富人 的收入來源比較多元化 ,一些財產性或低稅率的收入來源大大的稀釋了富人繳稅的比例。“從制度的角度來講,中等收入階層稅負似乎并不是特別的重,但由于這一階層的收入來源相對單 一,所以他分散稅負的機會就比較小”翟繼剛總結道。
旅居國外多年、現任加拿大皇家銀行風險管理部資深顧問陳思進感慨到:“在歐美國家, 人的一生只有兩件事無法逃脫,第一繳稅,第二死亡。”他至少透露兩方面信息,歐美國家稅種多,稅負重;稅收覆蓋人群廣,但稅收結構卻相對合理。即使是在被 稱為“萬稅之國”的加拿大,低收入人群也是被排除在稅收之外的,而且他們還有很多退稅制度。
陳思進強調,許多歐美國家都實行以家庭或個人為單位的綜合所得稅制,如果一個家庭是靠一個人的收入來生活,在扣除所得稅后還會根據家庭人口狀況進行退稅,美國家庭房貸的利息也會有相應的退稅。
比如一個年收入5萬加元的四口之家在加拿大已經是中產,兩個孩子,妻子不工作,在征稅時首先扣除7000-9000加元的免征額,然后根據家庭人口狀況退稅后,應納稅收入大約只有25000加元,實際所得稅率只不過剛剛超過10%。
對歐美國家富人來說,真正有殺傷力的其實是財產稅和遺產稅,這些重稅的嚴格執行可以說有效的做到了“劫富濟貧”。高福利高稅收的國家,特別是北歐,最高 一級的稅率甚至達到87%,窮人的日子并不慘,富人也沒有富到哪里去,所以中產階級即使失業,生活本身也不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對他們而言,更多的是一種身 份認同的缺失。而這些也許就是他們與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最大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