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解讀
- 經濟發展
- 社會發展
- 減貧救災
- 法治中國
- 天下人物
- 發展報告
- 項目中心
中國中產十大標準發布：個人年收入至少20萬
關鍵詞： 中產 中產階級 中等收入
2011年通脹形勢下中產傷不起
第三次，姚凱終于如愿以償考入北京市某機關單位，盡管月薪只有4000元，不到他在外企打工時的一半，但30歲的姚凱卻覺得是真正意義上的穩定下來了。
“沒有保障，沒有房子，沒有戶口”這是姚凱對他研究生畢業五年來的總結，從民營企業到日資企業，從月薪2000到月薪近萬，盡管在許多人看來他的“成 績”還算優秀，但姚凱卻一直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單身、買不起房，7*24小時工作，壓力大，上升空間小，父母年紀漸大……但如今的生活讓他很滿意：工作 輕松，生活穩定，福利高，還有申請限價商品房的資格。
2011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逾140萬，繼2009年以來連續三次超過百 萬，競爭最激烈的職位招錄比例3000：1。近幾年，“姚凱”式工作幾年后考公務員的人數增長迅速。這不僅僅是年輕人熱衷擠進“體制內”，從收入數字來 看，更是中等收入階層甘愿滑入低收入群體的怪象。
然而，中等收入階層卻面對著四項“硬支出”：交稅、存錢養老、買房子和抵抗通脹。現實中，結構性上揚的通貨膨脹、節節攀升的房價、沉重稅負和并不樂觀的保障體系，都在殘酷地瓜分你的收入，拖著中等收入階層遠離富裕。
“基尼系數”決定了中等收入與富人階層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劉易斯拐點”注定了今天人口結構的變局中中等收入群體的尷尬地位，不向上，就下流化。
根據波士頓發布的《2010年中國財富報告》，在中國，百萬美元資產家庭戶數占所有中國家庭戶數的0.2%左右，管理資產超過百萬美元是國際通行的定義“高凈值人群”的一項標準。
波士頓咨詢副總裁鄧俊豪表示，中國內地富有家庭的管理資產額年增長率連續超過15%，0.2%的家庭占有了70%的財富。
2010年，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了0.5，代表分配著70%財富的人口比例在不斷地收窄。而收入結構呈現“梨形”，高凈值人群的財富規模快速增長，人口 數量變化卻不大，而中等收入階層占社會總人口比重過低，僅為5.04%（2005年國家統計局數據）。中等收入向上，是“資產狀況良好、幸福感較強的中產 階級”，向下，則是“日益為硬支出焦躁的社會底層”。
中等收入階層的種種困惑，和“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十分相似。
躋身中等收入國家……
2008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陷阱"階段——歷史證明這個階段是中等收入國家能否完成產業升級步入高收入國家的敏感階段。也就是說，一個經濟體能否從慢車道切至快車道的決定時期。
“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銀行在2006年提出，意指各經濟體賴以從低收入經濟體成長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戰略，對于它們向高收入經濟體攀升是 不適用的，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被原有的增長機制制約，人均國民總收入難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很容易進入經濟增長階段的停滯徘徊期。經濟學家湯敏將這 一時期的主要特征總結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過度城市化、產業升級障礙、資本開放危險，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金融危機……
從人均GDP兩千美元到一萬美元似乎是一個很長的過程，有些國家走了20多年還沒到。如果能像韓國的發展速度，2020年中國就可以進入人均 GDP10,000美元的“高收入”陣營；但如果像東南亞、拉美國家那樣沒有處理好發展戰略、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也可能最終陷入“5000美金怪圈”。
發達國家利用先發優勢,通過引領技術進步和廉價利用全球資源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新興工業化國家通過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也能實現目標。
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順利實現向高收入國家的轉變，所要面臨的第一個巨大問題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在接受 采訪時表示：“我國基尼系數已跨過0.4這個貧富差距警戒線，達到了0.47（2004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有些學者更是認為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 過0.55。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會導致內需不足，增長乏力。更會造成社會動蕩、社會不公平等問題。”
中等收入與富裕階層的差距越來越 大，相對低收入階層的優勢卻在不斷消失。過去30年，中國在經濟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驚人的，它既歸功于一系列政策上的變革，也歸功于全球化和生產外包轉移的 大趨勢，而這一過程中，中國的人口紅利是保證這一趨勢下勞動力優勢的必要條件，但如今，這種優勢似乎已接近尾聲。
據聯合國測算，預計中 國的勞動力市場于2014年左右將進入實質性短缺狀況，至2017年，勞工需求達到8.37億人，供應8.19億人，就業市場靜短缺達到1760萬人。另 外，老年人口撫養比在2008年已經達到一個歷史性的低點，未來將顯著提升。瑞士信貸董事總經理、亞洲區首席經濟分析師陶東就表示：“就業市場的逆轉，意 味著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黃金時代已經開始退色，從過往新興國家的經歷看，劉易斯拐點之后，低端工資無一例外地會出現一次持續的飛漲。”也就是說，未來幾年 中國的低收入人群與中等收入階層的差距將越來越小，現實的情況不僅表現在普通農民工收入已經接近應屆本科畢業生的收入，甚至還表現在部分技術工人的收入已 經超越普通白領的收入。
中等收入離中產階級有多遠……
中等收入國家下的中等收入 階層并不等同于中產階級，因為中產越來越傾向于對一類人群綜合生活狀態的評價，比如你住的房子的房價，是否住在體面的樓盤，你的消費和生活方式，是否有定 期的度假等等，而這些軟硬實力的評價標準無法統一也不好界定，所以用收入水平這一單一標準來考量，既簡單又符合現階段的國情。
關于中等 收入階層收入標準的界定，來自2005年國家統計局城調隊的一份抽樣調查。測算的起點依據是世界銀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階層的人均GDP起點（3470美 元）和上限（8000美元），要將這兩個數據轉換為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指標，牽涉到三重換算：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間的換算，美元和人民幣之間的匯率換 算，購買力評價標準換算。但對于購買力評價標準這個最重要的指標“在我國是保密的，不能公布”。
根據三重換算而來的收入參考標準，家庭 年均收入下限6.5萬元，上限是18萬元左右，同時考慮到我國地區間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較大，最終被界定出來的標準是6萬－50萬。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 究所所長李培林在研究中產階級特征的過程中，采用社科院2006年的抽樣調查數據計算出當年的人均收入，并確定人均收入的2.5倍作為劃分“高收入者”的 收入標準，把平均收入線至平均收入線2.5倍之間的人群定義為“中等收入者”。按照這個標準，我們可以試著總結這一階層的特點：
收入的來源的主體是工資薪金收入
擁有較高學歷，從事以腦力勞動為主的職業，所從事的職業具有較高的市場回報
有能力支付中等水平的個人及家庭消費，在解決溫飽的基礎上，為滿足家庭成員豐富的文化精神需求提供必須的物質條件。
國家面臨“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同樣危機四伏。無法改變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又躲不開成本不斷的加大的住房、生活、教育、養老開支，更因為收入水平的原因得不到“保障性福利”的支持，富難窮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