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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拉美覆轍難現
2004年8月，奧地利經濟學派信徒克拉斯穆爾·佩佐夫，在美國讀完其先師莫瑞·羅斯巴德的《美國大蕭條》一書后，將美國1920年與當時中國經濟進行比較得出結論：“中國將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大蕭條，如同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所經歷的?！辈㈩A測，“中國的泡沫破滅將會在2008年～2009年間某個時刻發生基于我的奧運會時間點，我將崩潰確定在2009年?！?/p>
陳東琪隨即公開回應，以《中國怎樣在2008年前后避免經濟大蕭條》一文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以中美簡單類比，表象相似，實際情況相差甚遠，“中國經濟還是一個正在逐步完善的市場經濟，還處在轉型過程之中，它的政府干預力要比美、歐等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更強一些，而這正是避免蕭條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力量?！?/p>
之后，這場激烈的學術爭辯以陳東琪勝出告終。他回顧說，“中國的確用強政府干預縮短了經濟下滑時間，盡管這個超強干預的代價也很大，但避免了一場大蕭條?！爆F在，類似的“崩潰論”又瞄準了新十年，比如“失去的十年”、“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等。
“至少未來十年，中國經濟不會像日本經濟那樣，出現‘失去的十年’，也不會出現拉美國家那樣的‘中等收入陷阱’?！睂@種只看表象不研究歷史前提變化的“預測”，陳東琪不以為然，他提出了四條主要因素：人口大國，需求旺盛；人均收入較低，發展空間巨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力量很強；地方經濟增長潛力大，地方政府發展欲望強。
就中國實際情況與日本和拉美國家，他比較分析說，日本人口少，生產率高，易形成生產過剩和通貨緊縮。而國內消費不足，只能出口，轉為外匯儲備；就拉美而言，也有人口瓶頸，更主要的是其產業體系比較殘缺，沒有中國這樣齊備完整，“相對日本，中國人口多；相對拉美，中國產業體系具有優勢，能夠提供比較多的就業機會。再加上服務業發展存在空間，服務消費需求較大，中國內生增長性，尤其是消費的內生增長性非常強?！?/p>
在其看來，作為全球性人口大國和制造業大國的中國，其人口優勢和產業優勢為中國社會經濟的強勁發展，創造了有史以來世界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巨大競爭優勢。以汽車制造業為例，2008年中國汽車制造產銷超過900萬輛，2010年就翻了一番超過1800萬輛，2011年有望達到2300萬輛。汽車產業不僅從生產角度以1:10的乘數效應帶動經濟總量增長，而且從消費角度提高經濟增長的健康均衡和可持續，是一條縱橫中國制造業諸多領域的超級生產鏈和消費鏈。
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住房消費領域。2020年，我國城市化率將達到55%～60%。目前，我國城鎮人均住房面積為26.65平方米，城市化率每年增長一個百分點，將新增1000萬城鎮居民。這意味著未來十年，至少需要新增26億平方米的住房供給。如果目前的房地產調控和收入分配改革到位，將消費性住房變為房地產市場的主流，同樣會爆發出持久的驅動力。
在陳東琪眼中，汽車、住房、家電、信息、旅游構成了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一連串“發動機”，“由于電力的供給能力提高，農村電網和‘三網合一’的建設加快，這些都促使農村家電消費和IT消費的快速增加。旅游方面，以前是市民旅游，未來是農民旅游加速，原來是省內旅游，未來會變成全國旅游、全球旅游。近年來，旅游業都是兩位數增長?！?/p>
“未來十年，中國經濟不會崩潰。”這位諳熟于從微觀世界尋找趨勢線索的宏觀經濟學者肯定地說，“沒有理由對中國未來十年的經濟過多擔憂和恐懼。”
如何坐穩“釣魚臺”
正如胡錦濤在十七屆五中全會講話所言，“說我國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并不是說我們面前就沒有挑戰了，我們面臨的挑戰依然很多很復雜，但機遇依然大于挑戰。”對這段話，鄭必堅的解讀頗為精彩，“從來就不存在‘一帆風順’、‘吃現成飯’的所謂發展機遇。”因此，在其看來，中國未來十年的重大機遇期，要牢牢把握住，需要深刻理解認識三方面“變與不變”，作出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判斷。
其一，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之變與不變。21世紀第二個十年，從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沒有變的意義上說，乃是前十年戰略機遇期的直接延續；而從我國將要在這一時期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以及我國的國際地位將會提升到前所未有高度這雙重巨大變化的意義上，又可以說是新的更加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他把這總結為一句話，“基本面不變，而又有新的重大發展?！?/p>
其二，機遇大于挑戰之變與不變。鄭必堅為本刊記者回溯了21世紀第一個十年迂回曲折的歷史進程。2001年，在世紀之交加入WTO的艱難突破，使我國從此全面進入世界市場體系，極大增強了我國開放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同時成功應對美國遭遇的“9·11”事件，則又推動中美構建起新的共同戰略利益基礎；2008年臺海局勢轉危為安，把兩岸關系引入和平發展新階段；2008年到今天，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我國又與其他發展中大國一道，逐步進入國際體系和世界經濟的核心部位。
“經驗表明，所謂機遇從來都是由成功應對一系列危機，實現對危機的轉化而來。”他把這稱作，“危機蘊涵機遇，化危機為機遇?！?/p>
其三，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之變與不變。這位中國“和平崛起”理論的首倡者告訴本刊記者，應充分估計到，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在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中，國內大局的分量在愈益加重，對國際大局的影響在不斷加深，“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國在發展，中國在大發展，中國還將繼續大發展?？梢哉f，這一條本身就是構成和影響國際大局的一個越來越突出、越來越重要的因素，也是我們將繼續獲得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根本基礎?！?/p>
他講述了一個“發人深省、使人開竅”的現象，“現在不只是香港、澳門、臺灣的眾多民眾在說，‘只要祖國好，大陸好，港澳臺經濟貿易發展前景就會好’；而且相當多的國際和地區經濟體也在說，只要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中國國內市場規模不斷增大，他們同中國的貿易、投資和其自身發展勢頭就會越來越好。這個事實生動表明，中國的國內大局如何深刻影響了并將繼續深刻影響國際大局?！?/p>
“由此可見，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擴大和深化的條件下，發展不但是維護我們國內大局的基礎，也是深刻影響國際大局的基礎?！彼?，中共中央在十七屆五中全會上再次強調：“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要求全黨“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加快解決突出矛盾和問題，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情”，鄭必堅認為原因就在于此。
“毫無疑問，我們必須更加自覺地把這一條作為黨和國家在本世紀第二個十年的重要立足點。我們堅持冷靜觀察、沉著應對也好，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也好，都要善于認識和把握這一條、用足和用好這一條。”在其看來，這就叫做“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