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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按照經濟學中的比較優勢理論，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和國際貿易的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會獲益，從而縮小該國的貧富差距，但事實情況并非如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馬斯金在世博會“經濟轉型與城鄉互動”主題論壇上的這一番開場白，引起了眾多在場人士的深思。
與全球化同步的，還有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雖然在此過程中我國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但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國內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嗎？政府在其中又該有怎樣的作為？
基尼系數一再推高
作為在中國“桃李滿天下”(錢穎一、李稻葵均出自其門下)的著名經濟學家，馬斯金的疑惑在學術界有巨大反響。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指出，2007年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475(聯合國標準認為0.4以上屬于收入差距較大)，還有學者認為2009年的這一數字已經到了0.5，“總體而言，中國的貧富差距已超過合理界限，目前的收入分配不能令人滿意。”李揚說。
學術界認為，導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很多，在初次分配層面主要有六個：如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相對下降、技術進步和資產收益率提高造成勞動報酬下滑以及城鄉、地區、行業和不同所有制企業收入差距的拉大。在這其中，李揚認為要重點關注城鄉收入差距的拉大，因為它對基尼系數的貢獻度高達40%。
中國農業大學校長柯炳生回顧了改革開放至今的城鄉居民收入比：1978年這一數據是2.56，其后隨著農村率先進行改革，到1983年這一數據降至1.82。上世紀90年代初期城鄉居民收入比總體變化不大，但到了1999年，隨著重工業增速超過輕工業并引領工業化進入中后期，這一數據明顯攀升，到2009年已變成3.33。
“我們考察了與城鄉差距有較高關聯的地區差距，從各省的平均工資等指標看，可以發現地區差距本世紀初以來趨于平穩并開始下降。這給了我們一種想象空間：只要把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到90年代初的水平，中國的基尼系數將回落到0.4以內，而這并不是不可企及的任務。”李揚說。
扭轉這一現象的轉折點已經到來？
針對經濟學理論與現實狀況之間的反差，馬斯金提出了一套替代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也有高技術的管理層和低技術的生產工人。而全球化的結果是，發達國家的企業往往選擇與發展中國家的管理層及技術人員合作，而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環節由生產工人執行。這樣一來前者確實享受到全球化的好處，而后者的收入很難提高，于是貧富差距就被拉大了。
除了馬斯金提及的原因外，對于中國來說，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農民工的大量存在。農民工沒有組織、缺乏談判能力，因此經常有拖欠、壓低該群體薪酬的事情發生。“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在一定階段不但沒能消滅城鄉二元結構，反而產生了新的、雙重的二元結構。”李揚說。
不管馬斯金還是李揚，均認為收入差距拉大是階段性現象，在未來不可持續。“當城市化、工業化到一定程度時，城鄉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可以扭轉。”李揚表示，他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已有初步觀察，認為城鎮化率達到45%時就是這樣一個轉折點，過了轉折點后城鄉收入差距會逐步縮小。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已達到46.6%。
是什么因素導致了這種轉折呢？李揚認為，首先是城市地區的工業化已初步完成，各項商務成本趨向提高，資本和勞動力不再單向集中，而是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此外，第三產業的崛起也使得城市優勢消失，在發展三產方面有時農村條件更加優厚，這會導致配置在鄉村的資金收益率有可能比城市更高，比如李揚就觀察到很多企業在上海郊區的崇明投資養老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