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下午，呂家莊村第六生產隊組織噴除草劑，當天參加集體勞動的女社員有30多人
91歲的老支書高能權
“當時這里并沒有分地的動力”
自從20多年前的那場車禍之后，高能權已經很少有機會深入田間地頭了，然而麥田里發生的這類故事還是或多或少地傳入了他的耳朵里。
“生產隊里確實出現了‘出勤不出力，干活兒一窩蜂’的苗頭。”老支書一字一頓地說。
大多數時候，老支書都只待在村委會的辦公室里，每天由汽車接送回家。可他對這個村子的一切依然了如指掌。
一位村干部介紹：“這村委會的辦公樓是10多年前蓋的，才花了幾十萬元。”一旁閉目養神的老支書忽然開口，糾正道：“1993年，25萬元。”
有人向他詢問村里新建單元樓的架構，他告訴對方，每棟樓32戶，打樁1038個，每個樁有4.2米深……
社員之間流傳，前些年，久不出巡的老支書偶然坐車經過一棟違章搭建的房子，第二天房子就被拆了。于是人們傳說，“村里哪兒多了捆柴禾，也逃不過他的法眼。”
像大多數老年人那樣，高能權偏好清靜的生活。村干部們有意無意地搬到別的屋工作，以便讓老支書獨自看報或思考。只有等老支書按鈴的時候，才聚集到一起開會。
農村基層工作通常都很繁雜。類似新建的單元樓要打井，預算多少，位置在哪，最后都要由這位一把手來定奪。
“不分田到戶”大概是高能權一生中作出的最重大的決定之一，也在那段歷史的十字路口上改變了呂家莊村的命運。
1982年，全國范圍內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看著周圍的村都已經開始分田，高能權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力。據說，當時石家莊地委專門派來一位縣委書記，自上而下地推進包產到戶。
后來，高能權仔細研究了相關文件，他發現1982年中央1號文件里關于農村改革講了兩點，叫“宜統則統，宜分則分”，并沒有搞一刀切。
有社員說，老支書當時不想分，但老支書說，是因為村里人不想分。“小崗村要包產到戶，那是因為已經吃不上飯了。”在解釋呂家莊村為啥“宜統”時，高能權說，地處冀中平原的呂家莊早就吃上了大白饅頭，“當時這里并沒有分地的動力。”
在幾位年老的社員的回憶里，早在人民公社時期，深諳農業生產的高能權就已經著手，根據農活兒的遠近、難易、臟凈等實行勞動定額管理，以此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平均主義的弊端。比如耕一畝生地，可以記0.24個工，但如果這塊地離社員家很近，則只能記0.22個工。
這種靈活變通的辦法一度讓呂家莊村迎來了最初的輝煌。有人曾查閱過統計資料，1982年晉州農民平均勞動日值為1.09元,年平均收入為140元,“這在當時全國來說已經很了不得了”，而在呂家莊村，當時的勞動日值則已經達到1.92元，公共積累近600萬元，并且開始了農業機械化生產。
當時，高能權找到晉縣縣委書記，要求保留集體經營的制度。但是對方做不了主。后來，他又找到石家莊地委書記，陳述了自己不分的理由和今后的計劃。
據說，當時的石家莊地委書記沉思了一會兒，說：“聽著有點兒意思，你就這么干吧。”
“那個時候……”
如果以全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1982年為界，正當中國大多數村莊剛剛擺脫人民公社體制的制約之際，呂家莊村已然通過規模化的農業生產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積累。
在中國農村，由一個人帶動一個村經濟飛躍的現象，并不新鮮，通常被稱為“能人效應”。那一年，64歲的高能權在臨近的趙縣參觀了一家秸稈造紙廠，他驚奇地發現，“這邊麥秸進去，那頭嘩嘩地出紙，隨后，大把的鈔票就到手了”。
這位當時已年過花甲的村支書第一次意識到“無工不富”。于是，他親自跑到河南引進了3條流水線，自此呂家莊村有了第一家集體企業。
很快他又發現，造紙就要有造紙毛毯(一種耗材)。當時，全國只有天津、上海等幾個大城市的廠家能夠生產，因此供不應求。于是，高能權派村干部遠赴貴州的一家軍工企業求購機器。廠家聽說是一個“村”要買這種機器，以為是騙子，給訂金也不同意。后來還是高能權拍板，用村里湊起的家當支付了全部貨款后，才把機器拉了回來。此后，這個造紙毛毯廠每年上交集體的利潤都超過200萬元。
整個80年代，磚廠、塑編廠、五金廠、制帽廠等16家集體企業先后落戶呂家莊村，每年共上繳集體近千萬元。
呂家莊村黨支部副書記高建雨就在那個時候從鎮政府回到村里。“那時候老支書還年輕，村里正紅火，上什么企業都賺錢。”談到這段昔日的輝煌時，現今54歲的高建雨忽然望向遠方，眼里透出回味的神采。
“那個時候，村里大企業也辦，小營生也搞。養花、養金魚、養鳥、養鵝、養奶牛、養梅花鹿。后來又在街上開起了香油坊、醋坊，給社員修自行車、理發、做裁縫……”有意思的是，在當時，連這些服務業也都是集體管理，按勞動收益給社員們計算工分。
憑借著老支書的魄力和膽識，呂家莊村在改革開放初期一躍成為十里八鄉的富裕村。不過，如今回憶起那個年代，上了歲數的社員們更多地是在追憶某種“思想”。
“那時候，有社員晚上偷偷地為集體起糞，不留名，那時候大伙兒都搶著做義務工。”
“那時候，都是干部帶頭勞動——每年，鄉干部要下地干100天，大隊干部要干200天，生產隊長要干300天。”
還有社員提到，那時候為了維護集體的利益，老支書是多么“不近人情”：
有一年，河北省政協委員來村考察，村委會買了兩公斤瓜子，1.5公斤水果糖。事后剩下了1公斤瓜子、1公斤糖，老支書全都退給了小賣部。結果，這次招待僅花了7元錢。
老支書的一個近親，因為執意超生，被他下令拆掉了房子；一位表親為多要一點宅基地被他拒之門外，氣得半年不來往。
老支書從沒為私事用過集體的車。一次，老伴被瘋狗咬傷，小兒子私下里要了車帶母親去保定看病，他知道后立即補交了60元車費……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些故事的流傳，歷次黨支部選舉，高能權都能以超過95%的票數當選。
最近一次是在今年3月，當選時他已經91周歲。
“這個家不好當”
有時候，老支書也會感到“力不從心”。
他的書法在村里很出名，從村委會大門到呂家莊小學的牌匾過去都是由他來題寫。只不過，近年來他已經很少再提筆。
“我寫的這個叫自由體。”一次采訪間隙，老支書笑著拿出幾張單幅字來賞玩。他指著一個“家”字說，“這個字不好寫，因為結構不好整。”
沉默了一會兒，他又說：“這個家也不好當。”
大約是2004年前后，老支書突然發現，周圍那些搞單干的村子開始發展私營企業，有的甚至設立了開發區。結果有些社員不愿意跟集體干了。“他們出去打工一天掙六七十塊，給集體干一天掙20塊，沒錢誰干啊？”
近幾年來，呂家莊村的那批集體企業已經相繼停產，造紙毛毯廠關門之前還有200萬元的貨物堆在倉庫里。現在，16家企業中只剩下一個帽廠還在搞出口產品，但因為國際金融危機，訂單也少了。
如今，經過呂家莊村一排排集體企業的廠房，看到最多的兩個字，就是“招租”。
失去工作的社員們又回到了土地上，也開始抱怨掙不著錢。
記者第一次到呂家莊村，就碰見第八生產隊的20多位社員正三三兩兩聚在麥田里，但凡有外鄉人經過，便放下手中的鐮刀開始張望。
“記者同志，你說集體好還是分了好？”在得知記者身份之后，一位30多歲的社員跑過來問道，還沒等回應，他又搶著回答，“要我說，還是分了地好。你看別的村，愛吃玉米就種玉米，愛吃谷子就種谷子，多自在。你去轉悠轉悠，周圍分地的幾個村比我們強多了。南邊那個強，北邊那個也強。”
說著話，五六個社員圍攏過來，七嘴八舌講開了。
“現在掙工分就3000塊，刨掉口糧，剩不了幾個錢。”
“如今這集體還不如人民公社呢，過去當隊長的帶頭干。現在他們也不干活兒，就會說‘你干就干，不干滾蛋’。”
正說著起勁兒，記者忽然發現，剛才在麥田里干活兒的人一轉眼都不見了。“隊長又不來了，都散了唄。”那位30多歲的社員說。說完他也忙著去找帶班的人記工分去了。“這就跟放羊一樣，得找頭羊啊。”
社員們說，七八年前那會兒，人少活兒多，大家多勞多得。現在因為機械化之后活兒少了，勞動力卻過剩了。還有些人“兩條腿走路的”，又在廠子干，又在田里待著，一天記兩份工。現在村里只要是能動的就下地，出來就有工分，勞動力比過去增加了一半。
于是，有生產隊長發明了“摸球”。活兒難做，沒人肯做，就摸球；活兒好做，人人爭做，也要摸球。反正摸到的干，摸不到的看。
后來從生產隊長到社員更是形成了默契。比如拔草的時候，社員們就用腳踩踩，如果連根拔了，下次還拔什么？社員們編了句順口溜：“拔草不拔根，拔根掙不到分。”
不過，對于是不是要把地分了，一些年老的社員不像年輕人那樣不顧一切。“像我們這樣上歲數的人還是待在集體里好。”71歲的社員老高說，“反正出勤就有口飯吃。”可是他又不愿意看到他的兒子、兒子的兒子也像他這樣守在地里，守一輩子。
如今，社員們都在期盼老支書能力挽狂瀾，再現這個村莊往日的榮光。卻又不免擔心，這位已年過九十的老人會不會感到力不從心。
在已經追隨了老支書一輩子的老高看來，“目前的困難只是老革命碰上新問題。”
然而，一個自稱“從未見過老支書”的年輕人卻在一旁插話了：“一個清朝末年(實則是民國初)出生的人，還能帶領我們搞現代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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