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的泛化與分化
以是否擁有生產資料為一元化的階級劃分標準，從理論上為工人階級內涵泛化提供了依據。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晚年時期，已經出現了社會結構日益復雜的趨勢，分工在擴大，協作在加強，因此“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并提出了“總體工人”的概念。相應地，工人階級不僅包括體力勞動者，也包括腦力勞動者；不僅包括工廠工人，也包括工廠以外的在其他領域從事“協作性質”的“共同勞動”的人員；不僅包括普通工人，也包括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傊磺袕氖禄騾⑴c社會化大生產的勞動者都屬于工人階級。
因此，理論上對工人階級的泛化進行解讀并不難。比如，馬勒的“新工人階級”論認為，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隨著自動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生產工人將愈來愈少，非生產工人即技術工人和研究人員、管理人員會愈來愈多。工人階級除了要直接生產有形的產品，還要生產無形的“生產條件”，即為生產提供技術、管理和服務等。這樣，工人階級不僅包括傳統藍領工人，還包括那些生產“生產條件”的科研人員與組織者等，稱之為“新工人階級”。
對工人階級的泛化理解，也同樣適用于改革開放30年中出現的多種新興社會結構成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社會步入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時期。隨著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推進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包括廣大知識分子在內的我國工人階級隊伍日益壯大，大批鄉鎮企業職工、進城農民工、非公有制企業職工和新興產業職工源源不斷地加入工人階級隊伍。
根據2008年度的國家統計年鑒，2007年城鎮就業人員29350萬，其中國有單位和城鎮集體單位分別占6424萬人、718萬人，只占城鎮就業人員總數的不到1/4，其余超過3/4的就業分布在股份合作單位、聯營單位、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營企業、港澳臺商投資單位、外商投資單位。同時，鄉鎮企業和鄉村私營企業就業的人數分別達到15090萬、2672萬。這些就業人員絕大多數都屬于泛化工人階級的范圍。
同時，工人階級內涵的泛化，并不能掩蓋工人階級內部的階層分化，并真真切切地體現在轉型社會中的每個角落。有學者采用最經典的西方社會分層理論，以財富、權力和聲望作為綜合標準，把泛化的工人階級進一步細分為四個層次：管理者為上層，由黨政干部、高層經營管理者、高級專業人員構成；專業技術人員為上中層，由擁有高新技術的人員、國家壟斷行業的職工構成；產業工人為中層，由國企、集體企業和其他所有制企業的職工構成；一些特殊工人為下層，由失業下崗職工、失業工人和城市外來農民工構成。
當前工人階級的泛化與分化，還在意識上使得傳統理念與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直接感受產生差距。對于改革開放中不斷涌現出來的新興階層與群體，包括專業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等，顯然難以使他們對傳統產業工人形象產生共鳴，更難讓他們承認與農民工群體屬于同一社會組分。因此，工人階級的分化，不僅體現在職業結構和經濟地位上，更體現在意識分化上，彼此間難以形成認同感，使得當前的工人階級成為“不確定”的階級。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整合工人階級價值觀念，重建工人階級“共同意識”。
關注工人階級中的困難群體
中國工人階級60年來的演變歷程，伴隨著社會價值分配格局的不斷調整、變遷，陣痛不可避免，對于當前出現的工人階級中的一些困難群體，需要格外關注。
關注一：進城農民工的權益保護與社會保障問題
在其他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中，都存在著大量農民涌入城市的特定發展階段。但中國這樣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卻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其實，中國工人階級在最初形成時，其成員絕大部分就來自破產的農民。只是上個世紀60年代之后，由于我國建立起特有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才人為割裂了工人和農民之間的淵源關系。在計劃經濟時期，農民向工人的轉化主要是通過行政手段和“招工”方式實現的。這是一種比較徹底的方式，沒有出現所謂的“農民工”現象。
在改革開放以后的社會轉軌時期，進城的農民工大批涌入產業工人隊伍，成為產業工人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時，農民向工人階級的轉化主要是通過市場的手段和方式實現的，但同時被刻上深深的制度安排烙印。他們的戶籍身份仍然是農民，在現有的戶籍管理體制中舉步維艱，成為城鎮生活中的邊緣群體，過著候鳥式的生活。
由于身份的限制，農民工往往不能享受到正常城鎮職工的社會保障。農民工主要集中在技術含量低、勞動強度大的“苦、臟、累、險”行業，他們工作條件苦，收入水平低，居住環境差，未被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不能像城鎮職工一樣平等地分享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據統計，目前在城市就業的約1.4億農民工,與用人單位有勞動關系的只有7000多萬人。截至2008年底,全國只有2400多萬農民工參加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4200多萬農民工參加城鎮基本醫療保險,4900多萬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1500多萬農民工參加失業保險。同時，他們還在居住、生活、子女就學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另外，他們常常被看作城市社會的異己力量，被當作治安狀況惡化的重要因素。如何進一步打破農民進城務工的制度障礙，使得農民工融入正常工人階級隊伍，是一個不容回避、必須破解的難題。
關注二：國企下崗職工生活問題
這部分工人主要是第二產業中從事體力、半體力勞動的產業工人，他們是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作為我國傳統工人階級的主體，一度被稱為“老大哥”。他們曾經擁有優越的政治身份地位，為國家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積累了數以萬億計的國有資產。
由于歷史遺留下來的人口問題造成我國勞動力過剩，使得在改革以前就存在著隱性失業。不過改革前，國家采取了“低工資，高就業”、“三個人飯五個人吃”的保障性安置就業措施，把顯性的過剩勞動力轉化為隱性的過剩勞動力。上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國有企業三項制度的改革，計劃體制內的國有、集體企業的工人與企業的勞動關系逐步脫離計劃經濟的束縛，向市場化的勞動關系轉型，使得這種隱性的失業逐步顯現化。當時還不叫“下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職”，有的地方叫“廠內待業”，有的叫“放長假”、“兩不找”，等等。90年代中后期，下崗職工問題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開始凸顯，并且引起社會各方面普通的廣泛關注。下崗職工問題集中在這個時期出現，是我國經濟發展多年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綜合反映。從根本上說，這是前進中的問題，國企改革將有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同時，在改革的利益重新調整過程中，大量的下崗、失業、為企業效益及早退休的工人成為受損最嚴重的困難群體。部分職工在改制成功的和壟斷的企業中得到實惠，但一些被淘汰的夕陽產業的工人，下崗及失業補助或退休工資水平非常低，這部分工人本身的科技文化水平也較低，而且年齡偏大，他們再就業和增加收入的能力也就很有限。這部分職工收入水平低，基本生活缺乏必要社會保障，在經濟社會生活中處于明顯弱勢地位，他們的生活困境已逐漸被固化，且開始形成貧困的代際傳遞。這部分職工的就業利益和勞動報酬利益沒有得到保障，與國家對工人的“欠賬”有關，需要以負歷史責任的態度對他們的生活困難問題進行關注。(作者為中央編譯局在站博士后、中央黨校副教授 《瞭望》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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