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數年之后,生態補償立法終于進入實操層面。
2010年4月26日,由國家發改委牽頭的 《生態補償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起草工作正式啟動。7月5日,西部大開發工作會議提出,要在西部加快實施有利于保護環境的生態補償政策。
自6月底開始,圍繞《條例》的調研工作密集展開。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教授汪勁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目前由財政部、國土部、環保部等14個部委組成的調研小組奔赴各地進行調研,調研區域不僅限于西部。
多位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條例》的制定,應該首先建立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其后擴大至其他層面。
流域生態補償之難
作為一部行政法規,《條例》的制定正逢其時。
“雖然生態補償很早就在一些省市進行嘗試,但以前的生態補償遠遠不夠。”汪勁認為,西部保護和開發總的原則就是誰開發、誰保護,誰污染、誰治理。由于最初的補償有限,所以通過此次立法,將會加大補償力度。
6月27日,環保部自然生態保護司的相關負責人,針對流域生態補償問題赴江西調研,調研主題為流域生態補償的方式、標準與范圍,補償主體、受益方、補償資金來源和補償額度的確定,以及責權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等。
汪勁向記者表示,從全國角度來說,現在東西部發達程度有別,總的來說西部資源多些,東部消耗多些,就如流域的補償方面,上游污染少些,但持續進行西部開發的話,必將帶來污染。
因為牽系中國最為重要的生態屏障和水源涵養區域,流域生態補償因其跨度最大,涉及省際最廣,一直成為各方利益膠著的所在。
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和服務中心主任王燦發告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上游要保護環境,那就不能繼續開發,下游保證安全清潔用水,就需對上游進行補償,不進行流域生態補償,很難取得平衡發展。”
上游利益的犧牲
以三江源區的生態保護為例,為了保證長江、黃河的水質和流量,青海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相關統計顯示,僅三江源地區禁伐和休牧,青海每年損失的林業和牧業收入就以億計。
貧困的上游地區通過抑制經濟發展,犧牲局部利益在涵養水源保護生態,而富裕的下游地區卻在普遍受益,并沒有給上游地區提供實質性的經濟補償。
王燦發說,從全國平衡發展的角度而言,上游往往在西部,發達地區在東部,東部享受了干凈的水,但是西部生態保護致使經濟有所落后,這種情況導致東西差距越來越大。
他表示,此次通過立法形式構建補償機制,流域生態補償最為重要。離開水土資源的保護,任何生態保護都難實施。
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所長王樹義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生態補償條例的制定,應該重點放在水、森林、草原、濕地等因素上面,其中尤以水流域的補償重要。
他稱,如果上游污染了水,那么中下游就是受害者,上游就要對下游進行補償。但是現在流域生態補償涉及的面太廣,因此作為行政法規,要制定得詳細才能解決問題。
如今,擺在面前的現實問題是,補償的標準等如何劃定?盡管三年前國家出臺了《關于開展生態補償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但對補償標準等具體事項,仍然未做明晰說明。
王燦發表示,針對生態補償,政府應該重視起來,通過建立生態補償基金、協調省市利益關系等方式,進行流域生態的補償。
加強區域協調力度
他稱,我們國家地區之間的協調很難執行,需要中央制定政策進行協調,對補償的多寡和標準問題,需要國家相關部門去做,期望通過這次立法,能解決這些問題。
而針對此次《生態補償條例》的制定,發改委副主任杜鷹強調,要加強對包括生態補償的內涵和外延、補償標準、補償資金來源、相關利益主體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法律責任等重大問題的研究。
一直以來,我國的生態補償機制不盡合理,在王樹義看來,其基本特點是,“少數人、貧困地區和上游地區負擔,多數人、富裕地區和下游地區受益。”
長久形成的補償機制以縱向為主,國家直接給省市撥付資金償還生態欠賬,而區域和流域之間補償,因為牽涉的彼此利益復雜,很難進行補償。
王燦發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生態補償條例》的制定,可以對利益相關方的權利和義務進行約束,同時能保障生態補償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另外可對生態補償的定價方式、補償范圍等做出合理的界定。
同時他建議,生態補償方式應該多元,某些地方的生態補償機制應將補償重心逐漸由“輸血型”補償改變為“造血型”補償,也可在資金補償的基礎上,加大技能補償、產業補償和政策補償的力度。(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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