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數年之后，生態補償立法終于進入實操層面。
2010年4月26日，由國家發改委牽頭的 《生態補償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起草工作正式啟動。7月5日，西部大開發工作會議提出，要在西部加快實施有利于保護環境的生態補償政策。
自6月底開始，圍繞《條例》的調研工作密集展開。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教授汪勁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目前由財政部、國土部、環保部等14個部委組成的調研小組奔赴各地進行調研，調研區域不僅限于西部。
多位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條例》的制定，應該首先建立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其后擴大至其他層面。
流域生態補償之難
作為一部行政法規，《條例》的制定正逢其時。
“雖然生態補償很早就在一些省市進行嘗試，但以前的生態補償遠遠不夠。”汪勁認為，西部保護和開發總的原則就是誰開發、誰保護，誰污染、誰治理。由于最初的補償有限，所以通過此次立法，將會加大補償力度。
6月27日，環保部自然生態保護司的相關負責人，針對流域生態補償問題赴江西調研，調研主題為流域生態補償的方式、標準與范圍，補償主體、受益方、補償資金來源和補償額度的確定，以及責權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等。
汪勁向記者表示，從全國角度來說，現在東西部發達程度有別，總的來說西部資源多些，東部消耗多些，就如流域的補償方面，上游污染少些，但持續進行西部開發的話，必將帶來污染。
因為牽系中國最為重要的生態屏障和水源涵養區域，流域生態補償因其跨度最大，涉及省際最廣，一直成為各方利益膠著的所在。
中國政法大學環境資源法研究和服務中心主任王燦發告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上游要保護環境，那就不能繼續開發，下游保證安全清潔用水，就需對上游進行補償，不進行流域生態補償，很難取得平衡發展。”
上游利益的犧牲
以三江源區的生態保護為例，為了保證長江、黃河的水質和流量，青海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相關統計顯示，僅三江源地區禁伐和休牧，青海每年損失的林業和牧業收入就以億計。
貧困的上游地區通過抑制經濟發展，犧牲局部利益在涵養水源保護生態，而富裕的下游地區卻在普遍受益，并沒有給上游地區提供實質性的經濟補償。
王燦發說，從全國平衡發展的角度而言，上游往往在西部，發達地區在東部，東部享受了干凈的水，但是西部生態保護致使經濟有所落后，這種情況導致東西差距越來越大。
他表示，此次通過立法形式構建補償機制，流域生態補償最為重要。離開水土資源的保護，任何生態保護都難實施。
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所長王樹義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生態補償條例的制定，應該重點放在水、森林、草原、濕地等因素上面，其中尤以水流域的補償重要。
他稱，如果上游污染了水，那么中下游就是受害者，上游就要對下游進行補償。但是現在流域生態補償涉及的面太廣，因此作為行政法規，要制定得詳細才能解決問題。
如今，擺在面前的現實問題是，補償的標準等如何劃定？盡管三年前國家出臺了《關于開展生態補償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但對補償標準等具體事項，仍然未做明晰說明。
王燦發表示，針對生態補償，政府應該重視起來，通過建立生態補償基金、協調省市利益關系等方式，進行流域生態的補償。
加強區域協調力度
他稱，我們國家地區之間的協調很難執行，需要中央制定政策進行協調，對補償的多寡和標準問題，需要國家相關部門去做，期望通過這次立法，能解決這些問題。
而針對此次《生態補償條例》的制定，發改委副主任杜鷹強調，要加強對包括生態補償的內涵和外延、補償標準、補償資金來源、相關利益主體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法律責任等重大問題的研究。
一直以來，我國的生態補償機制不盡合理，在王樹義看來，其基本特點是，“少數人、貧困地區和上游地區負擔，多數人、富裕地區和下游地區受益。”
長久形成的補償機制以縱向為主，國家直接給省市撥付資金償還生態欠賬，而區域和流域之間補償，因為牽涉的彼此利益復雜，很難進行補償。
王燦發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生態補償條例》的制定，可以對利益相關方的權利和義務進行約束，同時能保障生態補償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另外可對生態補償的定價方式、補償范圍等做出合理的界定。
同時他建議，生態補償方式應該多元，某些地方的生態補償機制應將補償重心逐漸由“輸血型”補償改變為“造血型”補償，也可在資金補償的基礎上，加大技能補償、產業補償和政策補償的力度。（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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