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永定河干流水量分配方案》的出臺，水資源和土地資源一道，成為中央宏觀調控的重要棋子
記者/楊中旭
習慣了“放任自流”的北京人，今后無論是常住人口還是暫住人口，無論是工業企業用水還是農業灌溉，面對用水都將不得不有所收斂。
1月8日，中國政府網全文公布了《永定河干流水量分配方案》。根據該方案，每年北京市從永定河獲得的水量約為3億立方米。據《中國新聞周刊》了解，這一數量，只及得上建國前的二十分之一。在這期間，北京市的人口卻增長了7倍。兩項加權之后，落實到每個北京人頭上的水資源只是60年前的一百四十分之一。缺水背景下對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倒逼效應，隨著方案的制定，正在逐步顯現。
全長548公里的永定河，流經山西、河北、北京之后，從天津入海。作為海河水系的一支，其長度和流量，均無法與長江、黃河、珠江等水系相提并論。但是，除了自然屬性，永定河因為流經首都所具備的社會屬性，卻是其他流域所不及。“《永定河干流水量分配方案》的出臺，為其他流域解決類似缺水問題提供了一個樣本”。方案起草者之一、水利部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所副所長秦大庸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缺水
作為中國水利史研究會會長，70歲的周魁一教授更喜歡從水的社會屬性去研究問題。50年前，他去過北京的玉泉山，那時候人們挖井，用不著“掘地三尺”，泉水已然涌出；10年前，他故地重游，即使“掘地十二尺”，仍然只是一口枯井。
北京人過度開采地下水，也是沒有辦法的權宜之計。西亞彈丸之地以色列是世界公認的缺水國家，人均年用水量370立方米；而作為中國首善之區的北京，這項指標只有區區200立方米。
《北京市“十一五”時期水資源保護及利用規劃》顯示，“十五”期間，北京萬元GDP用水量由137立方米下降到51立方米，全市用水總量呈下降趨勢。總用水量由2000年的40.4億立方米下降到2005年的34.5億立方米，年均下降近1億立方米。
問題是，過度開采地下水的城市，絕不止北京。
《中國水危機》一書寫道：華北地區的海河流域，大小300條支流，無河不臭，無河不干。地下水嚴重超采，600億立方米不可補給的深層地下水資源采空了一半以上，形成超過4萬平方公里的地下水漏斗區。書中說，這個漏斗區的面積，位居世界第一。
與北京同處這個漏斗區里的天津與河北，其嚴重程度更甚。從50年代起，天津人一刻不停地抽取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持續下降，地面發生下沉。自1959年以來，累計下沉量達2.5米；而河北的一些城市，已然面臨地下水資源即將全部采空的絕境。
超采地下水、攔河建壩、推廣超級稻、大力發展工業，給這條538公里長的河流處處留下了人力的痕跡。時光如果可以倒流半個世紀，永定河流經京津而入海的水量尚有五六十億個立方米，如今卻已銳減至只有區區七八億個立方米。
“這是因為上游留住了水。”秦大庸說。
改革開放以來，永定河上游所在省份山西和中游所在省份河北的經濟也開始大發展，尤其是前者，在最近七八年前趕上了煤炭價格上漲的好時節，工業增量驟然加大。
5年前，周魁一最后一次去山西考察，驚訝地發現，這個永定河上游省份已經開始著手制定水資源應急預案。“連上游的水資源都緊張了，何況下游的京津地區？”周魁一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一場“爭水”的“戰爭”就此打響。態勢很明顯，在工農業生產、人口增長都亟需用水之際，上游的山西和中游的河北不再愿意將流經本省的水資源白送給京津兩地；反觀京津兩地，業已習慣了“大手大腳”的生產生活方式，急切間轉不過來這個彎。于是，抬高京津用水的社會屬性，動用種種關系，繼續加大從上游調水的游說力度，就成為了下游地區的上上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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