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的改革思路已經過去了幾年，2007年已經不再是在紙面上談論這項改革。統籌城鄉發展的核心必須是積極的城鎮化政策，否則統籌城鄉發展就是一句空話。從2007年的中央政策動向看，積極的城鎮化政策已經初露端倪。
一、積極的城鎮化政策已經初露端倪
1黨的“十七大”對城鎮化有了積極的指導思想
“十七大”政治報告把城鎮化作為科學發展的五項主要任務之一。
2中央確定了重慶、成都、武漢等城市圈作為統籌城鄉發展的試點地區，這些地區推出的地方政策均有利于城鎮化步伐的加快
戶籍制度改革作為全國性“難題”可能在各試點地區獲得突破。重慶市確定推進戶籍、土地、社會保障、公共財政、農村金融、行政體制等六項制度改革，欲拆除橫亙在城鄉之間的“高墻”。成都市也正逐步建立新型的城鄉“一盤棋”工作機制和體制。
32007年推出的《勞動合同法》對于加快我國城鎮化速度、保障城鎮化健康發展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這項法規有利于進城務工農民獲得與城市勞動者同樣的權利，有利于城市部門所有職工減少勞動時間，從而增加勞動市場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需求。
42007年還頒布實施了“城鄉規劃法”，為加快城鎮化提供了一個法律基礎
以往中國的城鄉規劃法律制度可用“一法一條例”來概括：除1989年12月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城市規劃法》外，還有1993年6月國務院發布的《村莊和集鎮規劃建設管理條例》。這種城鄉分割的規劃制定與實施模式，使城市和鄉村規劃之間缺乏統籌協調，銜接不夠，早已不適應我國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新形勢。《城鄉規劃法》對鄉規劃和村莊規劃的制定、實施、修改做出了明確規定，鄉村規劃管理有望得到加強。規劃內容包括“規劃區范圍，住宅、道路、供水、排水、供電、垃圾收集、畜禽養殖場所等農村生產、生活服務設施、公益事業等各項建設的用地布局、建設要求”等。
從局部調查看，我國城鎮化的速度可能大大超過官方公布的數據。但對這個問題做出確切判斷很不容易，這是因為除了數據質量過低以外，城鄉邊界的界定也是一個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按現在的農業技術條件，我國東部發達省份的農村勞動力已經沒有剩余。一些中部省份的勞動力轉移也有質的變化，例如江西省已經出現全省性的勞動力短缺，開始動員外出勞動力回省就業。在調查的大量村莊已經沒有青壯勞動力留在農業生產領域，他們已經轉移到了城市經濟部門；留在農村的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經轉移的勞動力的依賴者，只是他們住在了農村，并順便兼做農業。
二、多半人口居住在農村不容易建設新農村
新農村建設成功的最終標志是兩個，一是農村居民的平均收入要接近城市居民的水平，二是農村居民享有與城市居民相當的公共服務水平。有了第一條，政府規定的“生產發展、生活富裕”；有了第二條，政府規定的“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生態良好”。但在我國多半人口居住在農村的情形下，這兩個基本條件在要實現是相當困難的。
1小規模農業經營不可能產生支撐新農村的新型農民
我國耕地的保有量的目標是18億畝，而我國農戶總數約24戶，平均每戶耕作面積大約7畝地。在這些農戶中，約20%的農戶從事“設施農業”，生產畜產品、水果、蔬菜、花卉等農產品，他們因大體可以實現充分就業，可以獲得較高的年工資收入和投資收益，其家庭總收入可以接近城市平均水平。其余80%的農戶主要從事糧食生產，來自農業的收入平均每戶大約在3000～5000元。這些農民只能是窮人，他們不僅不會有較高的私人生活水準，而且沒有能力承接較高水準的公共服務。由這樣一些農戶構成的居民點——村莊，只能是破敗的村莊，而不可能是“社會主義新農村”。
能不能在戶均7畝地上通過農業技術進步來增加農民收入？現實看，非常難。良種、灌溉、化肥、除草劑和小型農業機械等技術是規模中性技術，但這些技術的應用對農產品產量進一步增加作出貢獻的潛力已經不大，其顯著作用是節約農民的勞動時間。從調查情況看，農民更傾向于選擇勞動節約技術。這種技術進步的綜合效果是提高農民單位勞動時間的收入，從而增加農民的隱性失業；如果農民不能利用節約出的勞動時間從事其他工作，這種技術進步就不能增加農民收入。
能不能在戶均7畝地上通過改造農業組織結構來增加農民收入？也很難。農業生產的組織結構的進步在我國被冠以“農業產業化”這樣一個說法，其實它是指建立在農業專業化基礎上的農業經濟的一體化。事實上，農業產業化的重要后果仍然是讓農民節約了總的生產時間，而不是提高農民的農業收入。在農業高度產業化的條件下，服務農業的“龍頭企業”從事更專業化的流通和技術服務工作，農民便在一定程度上退出了農產品流通領域和生產資料購買領域，甚至連地頭上的工作時間也減少了。因為專業化的生產，某些短缺農產品常常會迅速增加供應，而農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又很小，價格便可能下跌，如果農民的土地耕作面積不變化，農民的農業收入也會下降。
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的技術進步和組織結構的調整，其主要后果是節約了農民的勞動時間，而不是直接增加農民收入。我們自然要不遺余力地推動農業技術進步和農業組織結構的調整，但我們不能指望24農戶通過這種進步直接增加收入。擺脫這種困境的辦法，我們想到的自然是農民的兼業，讓農民從非農產業中增加收入。但現行的農民“兼業模式”導致巨大的資源浪費，不利于統籌城鄉發展。
2現行“兼業模式”導致巨大的資源浪費
盡管有官方的數據，也有一些研究機構的調查，但還是很難確切估計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數據。按一個保守的判斷，可假設有1億農戶的主要勞動力(包括配偶共14億勞動力)在各類城市從事非農產業。同樣按保守估計，這些外出務工人員帶回農村的資金每年在8000億元左右。另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全國農戶平均每年新增約8平方米的鋼筋混凝土住房面積，其造價大約032萬元人民幣。僅此一項，全國農戶每年新造住房的投資約8000億元人民幣。這個情況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住房消費數據有矛盾，我們采信前一數據。這表明，我國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帶回農村的資金剛好和農民的住房投資相一致。8000億這個數字是巨大的，它遠遠超過了國家對農村的全部投入。
我們看到情況是,一方面農村常住人口在減少，另一方面是農村的住房在增加。每4年新增加的鋼筋混凝土房子，可供1億人口居住（每戶60平米計）。這種矛盾的后果是我國農村有大約25%的住房常年沒有人居住，其資源價值約2萬億元人民幣（每平米按260元計算）。如果這些資源的交易進一步市場化，資源的價值還可以增加。
進入城市務工的農民的福利損失是巨大的。據甘肅農調隊的調查，當地務工農民中，能夠在城市租得起或買得起有衛生間和廚房的單元房的大約只有12%左右。按北京的一項資料估計，這個比例也在15%左右。這意味著絕大部分務工農民所獲得的收入用于建造住房以后并沒有給他們產生實際福利。
由此產生的資源浪費還可以算另一筆帳。盡管農村長住農民人數以16%的速度在下降，但農村的戶數卻在以1%左右的速度在增長，新增加的分立農戶除在一些發達地區不能獲得宅基地外，其他地區仍然能獲得宅基地。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的非農業占地已經達到約18萬平方公里，按城市的容積率標準，應該容納18億人口，但實際上只約7億人口。按目前的趨勢，農村地區的人口容積率還在下降，農村的土地資源浪費趨勢難以扭轉。
還有一筆各級政府在“新農村”建設中的投資帳要算。因為村莊規模在擴大，各地方政府要在基礎設施上給予投入。全國縣以下農村道路長度120萬公里，村內道路約在250萬公里左右，每公里按5萬元計，也近2000億元。再加上其他基礎設施的投入，如自來水、電力、污水排放、沼氣池等，投資還會顯著增加。更重要的是，農村基礎設施投入越多，在一定時期里農民跑得越快。這部分投資的效益難以保障。
3分散的公共投入無以建設新農村
我國農村大約有320萬個自然村，60多萬個行政村，常住人口大約是74左右，占了全國總人口的58%。這是中國社會的大頭。中國銀監會官員披露的資料表明，到2020年，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新增資金15～20萬億元人民幣。而實際支農資金按照8%的增長率計算，只能提供10萬億左右。這些資金即使投下去，由此產生的固定資產的維護更新成本，國家和農民都支付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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