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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快了還是慢了
“正常的城市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過快的城市化弊大于利,我們應當認真考慮城市化速度了。”吳必虎說,為謀求高速發展,近年在一些黨政部門甚至興起一股“5+2、白加黑”的作風。
“強調短期內必須把路修好、設施建好。跟老百姓商量來商量去,土地開發不成,因此催生強拆現象。很多城市沒有規劃好就倉促上馬,有的邊規劃邊建設,更有城市建設后補規劃。”吳必虎說,“為什么城市下水道沒人投資,為什么一些地方農民子弟學校被拆掉?土地開發出GDP,而服務業、農業、基礎設施、民政福利投資等對GDP快速增長很難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所以地方政府不太愿投這個錢。”
吳必虎認為,一些地方政府單純理解經濟建設就是GDP增長。
不過陸銘認為,中國城市化的速度還是太慢了。目前城市化的進程應與工業化的進程相配套,中國二、三產業占GDP總量90%,官方公布的50%的城鎮人口在從事占GDP10%的第一產業,一個直接后果是城鄉收入差距拉大。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就有不少學者開始倡導小城鎮建設,認為發展中小城鎮可以避免大城市存在的問題。一直以來,鼓勵小城鎮發展也是中國一項重要政策。包括目前的戶籍制度改革重點也是中小城市,大城市限制仍舊比較嚴格。
“這種提法未必是正確的。我們沒有充分認識到大城市發展的好處,大城市有更大的創造就業,增加收入,提升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大城市人口密度高,有節約能源、占地的好處。大城市出現擁擠、污染、犯罪率高的問題,放在全世界看,并不一定與城市規模正相關。這些問題,可以通過技術和管理加以改進,而不能通過限制城市的發展來逃避這些現象。”陸銘說。
陸銘認為,長期以來,我國的戶籍制度制約著人口城市化的進程。經濟發展,產業的成長沒有充分吸納農民進城。不少農村人在城市打工,回老家蓋房,在城市干不動了還是告老回鄉,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實際上是慢的。
對于中國戶籍制度,陸銘曾在多家媒體寫文章呼吁改革。“戶籍制度本身造成大量成本,比如收入不均等、勞動力市場機會不均等,一些大城市形成外來人口聚集區,居民幸福指數不高,對于政府的信任程度下降。政府大量的維穩成本一定程度上也在為戶籍管理帶來的負面效應埋單。”
他呼吁加快戶籍放寬的速度,降低門檻。在他看來,上海40%的外地人,廣東一些城市50%到70%的人口沒有本地戶籍,這種管理太嚴格了。其實一些高門檻沒有必要,分工差異使得大城市更能為低技能勞動者創造就業機會,而這些崗位又是大城市所必需的。戶籍制度造成高低技能勞動者身份的差距,對城市和諧發展是不利的。
“要以是否長期穩定就業,繳納社會保障金來衡量是否獲得戶籍。一個在上海送了十年牛奶的人,為什么就不能長期在上海待下去呢,既然大家都需要這樣的服務?”陸銘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