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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官方標準,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0%。國際歷史表明,城市化率達到50%會進入加速過程,60%至70%進入減速階段
從數據看,自從1978年那場偉大變革開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取得令人炫目的成就。1978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還徘徊于8.5%上下。2012年,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2年社會藍皮書》,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數千年來首次超過農業人口,達到總人口50%以上。
正如上述不同的衡量標準一樣,歷經30多年發展之后,如何評價今日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呢?
城市化絕對不是土地的城市化
談及中國城市化,第一個爭論就是:到底什么是城市化?2012年初夏,中國社科院發布《2012年社會藍皮書》說“我國人口城市化率已達50%”,這包含了沒有城市戶口的常住人口,它公布說城市戶籍人口為33%。
對此,復旦大學發展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陸銘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國際上的城市化指標是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國內外對城市人口的定義存在著巨大差異。國外按照人口密度,一個地區人口達到一定密度稱為城市,區域內的人全是城市人口。但中國城市人口定義分為城市戶籍人口和城市常住人口。”
眾所周知,常住人口與本地城市人口,享受到的服務存在差異。陸銘舉例,公租房、廉租房在大多數城市并不覆蓋非戶籍人口。
北京大學城環學院旅游研究與規劃中心主任吳必虎把這一情況視為“半城市化”。他說:“這個群體在城市上班,戶口還在農村,但在人口統計時算城鎮化人口。而地方政府為了節約社會保險、醫療保險、農民工子女就學等開支,不太愿意把他們納入城市戶口。所以人口的職業城市化快于人口社會地位的城市化,表現為半城市化的現象。”
在中國,比人口城市化更快的是土地城市化。據陸銘研究,城市擴張現象在西部最為嚴重,中部其次。他對280多個城市建成區的擴張速度與非農業人口增長速度之比進行了分析:全國來看,這個速度比是兩倍。東部城市差別不大,西部是非農業人口增速的三倍。他認為,中國土地城市化擴張過快主要在于內地。
吳必虎說:“城市面積擴張過快源于地方政府急切渴求土地,一些城市征用土地報給國務院審批時,可能已經提前用完了未來二十年的土地。地方政府、開發商及建筑商等利益鏈上的人為獲得更多收益,熱衷于推動土地城市化。”
“城市化絕對不是土地的城市化。但只要國家政策允許,地方政府盡量把農業用地轉化成非農業用地,為了財政創收和經濟的增長。”陸銘說。
“城市化大躍進”?
中國科學院院士陸大道曾認為:“城市化大躍進”已超出城市化正常軌道,出現了盲目追求大規模以及嚴重浪費土地等令人不安的一些趨向。
近年來,盡管國務院三令五申控制開發區和城市土地占用,但城市“大”規劃和建成區蔓延式大擴張的現象還在繼續。
吳必虎認為,這帶來的最大危害是社會不公。“大量土地是來自附近農村,在征用過程中,地方政府以低價從農民手里獲得土地,轉手以幾倍甚至上百倍的價格賣出,即所謂的土地財政。”
已經被城市化的土地又是如何被利用的呢?吳必虎介紹:“不少城市在建第二座城市,以工業開發區、高科技開發區、工業園區等形式出現,這些開發區60%以上是不成功的,出現大量圈地拋荒現象。新區房子賣不掉,工廠垮臺。”
鄂爾多斯康巴什新城,曾引起極大關注,由于工業區沒有工業,住宅區人煙稀少,被外界稱作“鬼城”,被輿論稱為中國各地新城中最為極端的縮影。
陸銘說,這反映了用地指標超過實際用地需求。人們試圖給內地城市更多用地指標,提供更多經濟發展的空間,卻忽略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陸銘團隊的研究成果顯示,與發達國家、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中國雖然勞動力豐富,但經濟發展創造就業的能力是相對偏低的。目前的用地政策在鼓勵偏資本的產業,影響經濟吸納就業的能力。
“內地土地利用效率低,導致城市面積擴張,實際上沒有招來那么多廠,創造不了預期的就業,農業人口變成非農業人口速度就慢了。”陸銘說。
在急速的城市土地擴張中,最令陸銘擔憂的是,哪里地便宜企業去往哪里,不少企業搬離東部,造成一種產業轉移的假象。企業的生產和運輸成本上升,尤其對于外貿企業而言,遠離港口成本倍增,不利于中國產品與東南亞國家競爭。
相比西部出現的土地拋荒,東部地區土地可謂寸土寸金,不少城市瞄上海灘山頭,于是出現了大量填海削山,造出工業、農業用地的情況。
“這種代價高昂的拓地方法,嚴重破壞生態環境,一些島嶼已經消失。土地資源按照計劃經濟的方式配置,未來十年內必須要改變。糾錯成本也是一種資源浪費。”陸銘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