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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其重要一步應是解決農村貧困問題。作為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一個方式,城鎮化能否發揮其減貧功效,其間又會遇到哪些問題?新京報記者對話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副會長林嘉騋、國家發改委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馮奎。
“有貧困地區捧著金碗討飯吃”
新京報:你到過最貧困的地方是什么樣?
林嘉騋:目前貧困情況還是相當嚴重,河北阜平距北京僅兩三百公里,不過,我們也是看到了習近平總書記的發言之后,深受震撼。我們去內蒙古赤峰農村,走進農戶家里,什么家電都沒有。廣東粵北地區也存在貧困,沿海地區也存在差距。
去調研時也發現,并不是所有貧困地區都會把百分之百的扶貧款用在農民身上,有些地方甚至會拿扶貧款用來發工資。
還有一些地方,為了扶持農民發展畜牧,用扶貧款買來牛羊,送給當地老百姓。但培訓跟不上,老百姓的牛羊很多死了,很多家庭因為沒東西吃,就把牛羊宰了,用作下酒菜。
新京報:目前國家對貧困地區的資金投入情況如何?
林嘉騋:中央財政給國務院扶貧辦扶貧款投入是370億。這個投入每年都在增加。但光靠政府部門力量是遠遠不夠的。
過去的傳統扶貧模式要改變。要從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轉變,救災式扶貧向產業扶貧模式轉變,悲情式扶貧向快樂式扶貧轉變。
新京報:一些地方脫貧的困難是什么?
林嘉騋:一方面,地方政府和老百姓思路問題,很多貧困地區資源豐富,有豐富的土地資源、地下礦產資源,卻捧著金飯碗討飯吃。總體感覺,一些貧困地區官員文化素質跟不上,思想也不夠開放。
習總書記訪問的阜平,有十幾萬畝紅棗林,當地用紅棗制成紅棗酒,一般賣不了好價錢。后來,農科院專家去了,發現酒廠造酒剩下紅棗渣,可以做成很好的保健食品,有美容、降血壓等功效。春節后,還有專家去調研,準備通過產業扶持,招商引資,進行科技扶貧。
另一方面,國家政策引導不夠。比如東部沿海有很多勞動密集型企業,當時政策引導,中西部農民去東部打工,逐漸出現一些問題,比如農民工戶籍制度、留守老人、春運交通等社會問題。
新京報:有貧困地方“藏富”,拼命爭取“貧困”,把拿到貧困身份當政績,為什么?
林嘉騋:因為國家會有財政支持和政策扶持,這會養成一些地方等、靠、要的懶漢思想。同時,這與中組部考核地方官員的標準有關,中組部對地方官員的考核以GDP來衡量,一個官員在地方3-5年,只有GDP上去了,他們才能提拔。
所以,GDP發展中有多少是實體經濟收入、有多少是房地產收入,建議劃分出來,這種評價效果就好很多,還可以建立干部交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