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涼山的中央民族大學西部發展研究中心侯遠高教授稱,帶工現象在涼山地區極其普遍。媒體的記者在采訪童工馬海曲布的母親時表示,“你兒子在那邊很可憐,兩三天才能吃到一頓米飯”。但他母親的第一反應是,“什么,兩三天就能吃到一頓米飯?”這位前幾秒鐘還在為兒子失蹤而痛苦流涕的母親,突然變得一臉驚喜。( 4月29日《南方都市報》)
你能理解被解救母親的“一臉驚喜”嗎?你會對驚喜于“兩三天就能吃到一頓米飯”的母親說“貧窮其實沒有什么”嗎?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理查德·喬利曾說過:“事實上,任何認真的評論家都認為第三世界的教育早就應該有重大的改革了。”是的,事實上,我們都認為被解救是完美結局,都以為追究當事主體行政、司法責任是最關鍵的工作,然后再問一聲:孩子,你為什么不去讀書?
涼山喜德縣代理縣長曲木伍牛在《涼山彝族地區貧困問題研究》一文中這樣描述涼山州所轄17個縣市,“這里貧困面之廣、貧困程度之深、貧困人口之多、貧困如此集中,在全國都是少有的”。就業權益上的困境屬于發展層面,而生存境遇的貧困才是涼山童工事件的根源。制度固然重要,監管固然不可卸責,但是,這種地區性的普遍貧困若不得以緩解,再嚴密的制度與監督也遏止不了對“米飯”的沖動。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貧困人口減少2.5億,并正在努力使2000萬貧困人口脫貧,這是了不起的奇跡。但是,由于地理和歷史等因素,區域經濟的不平衡性還是個客觀存在的難題。近日,國務院扶貧辦公室計劃將收入貧困線提高至年收入1300元,這是從實際購買力上向世界銀行使用的日收入1美元貧困標準積極靠攏。然而,我們也要看到:貧困人口在歷史變遷中所遭遇的不僅僅是貨幣困境,還有整個經濟社會轉型衍生的規則壓力。有人說,貧困是多維的經濟社會現象,單純的貨幣貧困無法揭示貧困的深層特征,也不能在政策制定中提供準確的參考。因此,防止貧困的代際轉移、警惕物質貧困倒逼出權益貧困,才是我們迫切需要回應的核心問題。
解救貧窮才能真正解救得了童工。《世界銀行2000-2001年世界發展報告》中給貧困下的定義指出,貧困不僅僅是收入低微和人力發展不足,它還包括人對外部沖擊的脆弱,包括缺少發言權、權利和被社會排除在外。據說當地的竹核中學原本有1700多名學生,但現在基本都被送出去了,頂多只剩三四百名學生。事實的背后有著現實的邏輯:童工比讀書更有出息———如果這個邏輯不能得以逆轉,解救難免會淪為尷尬的連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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