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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后每10個年輕男性中有1個難找對象
關鍵詞： 人口紅利 年輕男性 人口政策 人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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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掉入低生育率陷阱風險
在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已得到徹底緩和，并產生逆轉，進入了低增長通道，多年來人口增長呈現低增長率與低增長量并存格局。
總和生育率指標是研判人口形勢和制定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據之一。按照人口統計標準，總和生育率2.1為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為低生育水平、1.5以下為很低水平、1 .3以下為超低水平、1.0以下為危險水平。我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 .81下降到1980年的2.24，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至今已有21年。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和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 .17和1.18，這個數據明顯偏低，原因是普查中低年齡段人口存在少報和漏報現象。2010年全國總和生育率，國家統計局評估后數據是1.5左右。
人口運行有其慣性，由于我國生育率長時間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負增長能量正在日益累積，現在正從正增長區間向負增長區間轉變，處于拐點區，一旦進入負增長慣性區間，盡管還有若干年的正增長，但負增長趨勢已不可逆轉。預計2026年后我國人口將出現負增長。
這種狀況應引起我們的關注，并未雨綢繆，防止我國掉入低生育陷阱。
此外，由于少兒人口大幅下降，減少了未來的勞動力供給總量，從而造成人口紅利期縮短，可能引發將來人口負債。并且現行生育政策還導致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民族之間生育權益的不平等；給社會穩定及國防安全帶來隱患。因此，現行生育政策有待調整。
人口政策調整的主要障礙
一是認識問題。人口再生產周期長，人口政策所形成的影響只是將在今后一段時期才會顯現。人口問題事關民族前途和社會經濟發展長治久安，是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人口問題由兩個方面構成，一是人口數量，二是人口結構。人口數量失控、總量過大及增長過快會對資源環境、社會經濟發展造成巨大壓力，制約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同樣，人口結構失衡也會給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嚴重制約。我國發展始終受到人口這兩個方面因素的雙重制約，只是在不同階段這兩方面制約程度不同而已。當前我國資源環境的主要壓力來自于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而不是由于人口增長。僅控制人口數量不能有效解決人口與資源環境矛盾，關鍵是要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我國人口發展已進入低增長周期，隨著現代化進程推進，低增長趨勢已難以扭轉。日本經濟之所以出現了20年的嚴重衰退，除了房地產泡沫破滅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日本人口長期陷入了低生育陷阱，總和生育率處于較低水平，人口深度老齡化、少子化，人口結構長期失衡，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內需不振，財政供給壓力大。當前我國人口發展態勢已呈現低生育、老齡化及少子化加快特征，應該引起必要的重視。
二是擔心人口增長大幅反彈，補償性生育高峰來臨。這一問題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筆者認為，社會轉型對生育會起較大制約影響，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生育率下降是個必然趨勢。從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看尤為顯著，這些國家或地區生育率目前處于超低或危險水平。這是因為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及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人們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及生育觀念均發生了重大變化，生活、就業、教育、醫療的成本有了極大的提升，導致人們生育意愿大大降低。因此補償性生育總量不大。
21世紀我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人口結構畸形和人口負增長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造成的風險。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也要與時俱進科學進行調整，才能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黨中央于1980年在《關于控制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中鄭重承諾“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當前我國人口生育率長時間低于2.1更替水平，進入了低增長通道。我國青年的生育觀已經不再是傳統的多子多福、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的觀念，而是自愿少生、適當晚生，對子女數量與性別的追求開始轉向對子女質量的追求。且我國綜合國力已大大提升，資源承載能力得到有效加強，國家承受人口的能力也大大增強。調整人口政策的時機和條件都已具備。
控制人口數量和改善人口結構是一個兩難問題，增加人口會消耗一定量的資源能源，會給環境帶來一定壓力；但若人口增量不適當增加，則會使人口結構性矛盾更加尖銳，加速人口紅利衰減，帶來嚴重的人口負債，制約經濟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