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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此后北京市發改委副主任趙磊曾回應，“沒有‘低端產業’或者‘低端人群’的說法”；“從來沒想把低端人群擠出去”，“低端產業退出機制是屬于經濟結構轉變的范疇，與人口管理是兩個不同的范疇”。
但低端產業退出，某種程度上還是起到了減少流動人口的效果。去年底，吳翠玉一家賴以生存的半露天式東葦路市場升級改造被拆除。而管莊一帶封閉式市場沒有空余攤位，想擺牛奶攤，她只能租鋪面或進超市，“租金掙不出來，進場費更交不起，沒戲唱了”，她說。
新政策提高來京門檻
除了東葦路市場的消失，去年底，吳翠玉租住的地下室被收回，房租一下上升了近1000元。
這都不是“逃離北京”的主要原因，“兩個兒子大學畢業了，是他們說以后買車買房都有限制，北京不那么歡迎你”。
從去年底到今年初，短短兩三個月內，北京連續推出三道新政：清理群租和人防地下室；車市限購令；房市限購令。
雖然每一項都未提及人口管控字樣，但這些政策對外來人口門檻更高。限購汽車和房子，均對流動人口單獨設卡，以“納滿稅五年”為條件。
“只要控制，針對的肯定就是沒有北京戶口的”，黑龍江籍來京人員劉琪說，2007年大學畢業剛來北京時，只要辦張暫住證，就能買車買房，他覺得自己跟北京人差距不大，但這一年連續出臺的政策，使他感受到壓力，“有處處受限的感覺”。
劉琪一直關注居住證的新聞，前年起，居住證制度列入北京官方規劃。可一周前，他留意到，北京市政府發布的“2011年市政府折子工程”顯示，居住證還在“研究實施”，“看到這個消息，真有點心涼，都研究兩年了，留在北京，會不會有未來？”
“城市病”加劇調控壓力
此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本市流動人口比重十年翻番，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表示，外來人口是北京人口增長的主因，因此，北京人口管控的實質，就是如何管控流動人口。
從嚴轉松，再到嚴，他認為，最近10年，北京流動人口管理正在經歷這樣的變化。2004年，持暫住證可以買車上京牌，對流動人口的管控政策，開始松動。
但不斷加劇的人口、資源、環境壓力，以及交通擁堵等“城市病”，迫使官方延緩了腳步，“以車市和房市限購令為例，如果不限購，機動車的增長、房價的上漲趨勢，短期內都無法緩解”。
從暫住證到納稅年限，毛壽龍認為，這是北京基于現實難題，不得不作出的選擇。變“管理”為“服務”，給流動人口市民待遇，官方確有這樣的美好愿望，但“城市資源的承受能力已接近上限，最起碼一段時間內，北京流動人口管理還會用納稅年限這樣的行政剛性政策”。
人口調控震蕩還將延續
在離京的火車上，吳翠玉接到了兩個老顧客“送奶上門”的訂貨電話，“不知道我們已經走了，說這回不方便了”。
感覺到不方便的，不僅僅是吳翠玉的老顧客。春節后開業一個多月，東城區幸福大街一家川菜館，才招到第一個服務員。“全在招服務員，不止我一家。職介所的工作人員說，不讓租地下室，能當服務員的，要么回了老家，要么跑到城外面去了”。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我愛我家”市場研究院等機構公布的數據證實，今年一季度，“簡單體力勞動人員”用工荒，推銷、展銷人員等10類職業，需求嚴重大于供給，尤其是餐廳服務員、廚工，近12個用工需求，只有一個求職者。
對此，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員白志剛認為，北京正在經歷人口管控的震蕩期，“對于北京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而言，任何一個政策出臺，都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帶來連鎖反應”，由于低端產業退出等產業調整措施正在實施，而車市、房市限購令短期內不會取消，因此，震蕩期還將持續。
形成人口流入緩沖區
人口普查顯示，北京核心區（東、西城區）人口密度是拓展區的3.1倍、發展新區24.4倍，白志剛建議，北京應分散中心城區功能，使天通苑、回龍觀等睡城具備衛星城的魅力，以此降低震蕩期的影響，規避流動人口管控帶來的問題，“國際慣例表明，這也應該是北京人口管控的方向”。
“紐約、倫敦、東京，這些世界城市，也都面臨人口膨脹的難題”，他說，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倫敦政府機關實行過三次機構疏散，“北京可以借鑒倫敦的經驗，有計劃的限制政府和企事業辦事機構在北京市中心區的擴張發展，可以在周邊衛星城區，建立綜合辦公中心，遷移城區辦公人口”。
他表示，建設大都市圈是世界各國解決人口壓力的重要舉措。以東京的三層都市圈為例，內層是核心區也就是東京市中心；中間層是東京都市圈，包括一都三縣；外層是一都八縣的首都圈，“北京可以利用京津冀優勢，與周邊省市聯合起來，建設北京大都市圈，發展周邊中小城市，形成各具特色、功能互補、布局合理的區域產業協作體系，形成人口流入北京的緩沖區”。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 王姝
作者：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