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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流動的生育”
工作8年來，鄒國麗感覺變化最大的，是流動人口帶來的工作量一下子上升了。特別是從2004、2005年開始，流動人口數量突然就膨脹起來，小區里隨處可見操著外地口音的人。
流動人口激增是北京市各小區普遍面臨的問題。鄒國麗所在的花園路街道覆蓋37個社區，在總共6萬人口中，登記在冊的流動人口達4萬。花園路街道計生辦副主任梁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實際肯定不止這個數，很多流動人口并沒有統計進來。”
國家人口計生委新聞發言人、發展規劃司司長于學軍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介紹說，我國人口遷移流動目前處在最活躍時期，是世界上人口流動規模最大的國家。2009年全國流動人口數量已超過2億人，其中“80后”“90后”是流動人口主體。
相比之下，北京市人口要好管理一些。特別是以前，大多數本地居民都有工作單位，可以由單位和街道雙向管理。而流動人口一般就只能靠居委會來掌握其情況。
以前對流動人口還有一定的制約性，比如要辦暫住證，必須先到居委會開證明。通過這條渠道，居委會可以獲得流動人口的相關信息。但暫住證取消后，這條渠道斷了，居委會很難知道小區內住進多少新人。
鄒國麗定期要填寫人口信息報表，報到街道辦事處，再由街道辦事處匯總后報給區一級單位。但往往是數據剛統計好，人就搬走了，特別是群租群體，人數多，流動快。加上最近這兩年，越來越多的北京小伙兒娶外地媳婦，女方的原戶籍地也委托這邊的居委會代管。
這些新出現的情況，也讓人口計生工作發生轉變。據國家人口計生委新聞發言人于建軍介紹，一整套針對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系統在開發改造后，目前在全國20多個省推行。從省到鎮、街道再到居委會，都建立起了全員流動人口和育齡婦女數據庫。
收集這個數據庫所需要的信息，就是鄒國麗們的工作，這項任務頗為繁重。鄒國麗說，這兩年上面要求填寫的表越來越多,相當瑣碎，而且表本身也在不斷修改中。一個小區往往有上千戶，靠居委會里的一個計生委員，很難應對。于是，以往的“發動群眾”的經驗又派上了用場。這就是被鄒國麗戲稱為“小腳偵緝隊”的宣傳員隊伍，指的是社區里退休的老人。
宣傳員等于是基層計生干部的耳目。因為自身就住在社區里，這些老頭老太們比較清楚每家的情況，知道哪家有人懷孕，哪家子女結婚，哪家房子出租給了育齡夫婦。一旦發現新情況，隨時就到居委會匯報。
每年年初，居委會召開一次流動人口責任書大會，把流動人口變更的單子發給宣傳員，再由宣傳員到居民家里發放和回收。鄒國麗再根據回收的單子，對電腦里的流動人口數據進行更新。
從區政府到街道辦再到居委會、宣傳員，一層層簽協議和責任書，相當于一種鏈條式管理。起初，這些宣傳員們都是義務勞動。2008年之后，由于宣傳員對管理流動人口越來越顯得重要，政府開始專門撥經費。
于建軍介紹，這也是國家人口計生委在近幾年提出的工作新目標，即在全國基本建立起“統籌管理、服務均等、信息共享、區域協作、雙向考核”的“一盤棋”新機制，以此來應對流動人口帶來的大量問題。
但即便如此，對越來越龐大的流動人群來說，“發動群眾”這一手法也開始捉襟見肘。在花園路街道辦事處計生辦梁偉的電腦里，登記著本地區流動人口中的育齡女性，人數大概有八九千。但與“80后”“90后”占主體的流動人口總數相比，這個數字并不匹配。“更多的育齡婦女沒有登記進來，也就很難對其進行管理。”
前段時間，有個人到花園路街道計生辦來申報孩子戶口，拿來一堆證明。梁偉一看其中的離婚證就覺得有假。但出生證明做得很逼真，梁偉拿到警方去查驗，果然也是假的。北京新政策規定孩子可以隨父親入戶，做假證明、假離婚的就隨之多起來。這逼得計生干部們不得不提高警惕性，但是防不勝防。
“硬指標”與“微調”
2003年2月，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更名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這表明在控制出生率之外，計生系統的業務職能開始更多拓展到人口領域。
國家人口計生委發展規劃司司長于學軍在2008年發表于《當代中國人口》雜志的一篇文章中介紹說，計生部門從工作方法上看，在這30年來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
2000年之前為第一階段，主要依靠強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社會制約措施來抓計劃生育；第二階段開始強調依法行政，2001年12月《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在人大審議通過，《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管理條例》《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和一些地方條例也相繼頒布實施；2006年至今為第三階段。于學軍說，經過30年努力，中國進入了低生育水平國家行列，實現了既定的政策目標。因此，新階段除了繼續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質之外，同時還要努力促進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平衡，積極應對老齡人口、流動人口、就業人口增加帶來的新問題。全國人口計生工作的重點，也開始由“單純控制人口數量”向“統籌解決人口問題”轉變。
于學軍說，“21世紀的前50年，特別是2020年之前是中國人口發展的關鍵時期”，由人口問題引發的預想不到的社會風險和經濟風險日益加大，制定計劃生育政策時預見到的和沒有預見到的許多負面影響會逐漸顯露出來，為此必須準確判斷人口形勢，吸取過去30年的經驗和教訓，盡量減少人口和計劃生育的硬性要求，多用間接的、導向性的手段來統籌地、平衡地解決各種人口問題。
只是，于學軍所介紹的新階段的轉變目前還在進行之中，具體能走到多深的程度還有待觀察。據《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了解，如今在基層工作中，控制計劃生育率仍然是第一要務。
最近趕上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通過第一次入戶摸底調查，花園路街道查出好幾個超生戶，甚至有2002年出生的超生兒童。計劃生育率超標的小區居委會，自動喪失評先進的資格，其他工作做得再好也免談，梁偉介紹，這就是目前施行的“一票否決”制度。
但同時，如今對計生部門考核的指標種類，的確比以前增加了。比如這兩年，北京市為了應對越來越嚴重的“人戶分離”情況，新多了一項“握手率”指標。
“這些人(人戶分離者)的情況很難掌握。麻煩的是，一旦他們超生了，上面還是考核我們這里。”梁偉說。對“戶在人不在”的居民，就需要由現居住地與戶籍所在地的兩個居委會建立信息互聯，用行話來說，叫“握手”。兩個居委會握上手之后，一旦出現什么事，雙方可以聯動。只是，乙28號小區的鄒國麗抱怨說，往往都是自己主動與別的小區去“握手”，其他小區來“握手”的很少。這一工作還不被所有人重視。
提高人口出生素質也被再三提及，成為計生部門宣傳上的重點。現在北京市各居委會都開辦“人口學校”，利用本地區資源，請一些志愿者和老師、醫生等人來講課；還不定期給新婚母親免費發放葉酸，預防新生兒神經管畸形等。此外還有媒體宣傳，也成為考核計生工作的指標。但無可否認的是，這些新指標的重要性加起來也遠遠不及“計劃生育率”這一項。梁偉說，“一票否決”看的是計劃生育率而非其他。
北京市對海淀區的計劃生育率考核標準是97%，但海淀區對內一直控制在98%，即每出生100個孩子，只允許2個屬于超生。計劃生育率現在仍是基層計生工作的重中之重。梁偉說：“我們的首要目標還是控制人口。”
計劃生育率這個硬指標，有如一道緊箍咒套在基層計生人員的頭上。不過，這個指標一直在緩慢松動。上世紀90年代，北京市的計劃生育率維持在99%甚至更高。進入新世紀以來，這一數字已經從98%逐步調低到現在的97%。這一漫長的過程是典型的“微調”。而“微調”，正體現了國家人口計生委對未來計生政策走向的期望。 ★(陳俊宇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