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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還表示，希望今后從這里向南望去到處都是煙囪。
彭真向時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的建筑學家梁思成傳達了這一指示。梁思成不甚理解，他在晚年回憶道：“當我聽說毛主席指示要‘將消費的城市改變成生產的城市’，還說‘從天安門上望出去，要看到到處都是煙囪’時，思想上抵觸情緒極重。我想，那么大一個中國，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這一點點城框框里搞工業呢？”“我覺得我們國家這樣大，工農業生產不靠北京這一點地方。北京應該是像華盛頓那樣環境幽靜、風景優美的純粹的行政中心；尤其應該保持它由歷史形成的在城市規劃和建筑風格上的氣氛?！?/p>
當時的北京，是一個大學與名勝古跡云集的文化城，它所在的華北地區發展工業的職能，近代以來主要由鄰近的天津承擔。1930年，梁思成與好友張銳參加了當時天津市政府舉辦的“天津特別市物質建設方案”投標競賽，獲得首獎。他們提出天津城市發展的首要基礎是“鼓勵生產培植工商業促進本市的繁榮”。顯然，在梁思成的眼中，北京與天津的城市功能應該是有所分工的。
他的想法，遭遇蘇聯專家的挑戰。新中國成立后，來華援建的蘇聯專家把“斯大林的城市規劃原則”帶到北京這個文化古都。其內容一是“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必須是全國的大工業基地”。主導思想是，為了確立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就必須保證工人階級的數量，要大規模地發展工業，特別是要把北京建設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才與首都的地位相稱。
1949年11月，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向北京市政府遞交《關于北京市將來發展計劃的問題的報告》：“現在北京市工人階級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四，而莫斯科的工人階級則占全市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北京是消費城市，大多數人口不是生產勞動者，而是商人，由此可以理想到(原文如此——引者注)北京需要進行工業的建設。”
1953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的要點》提出：“我們的首都，應該成為我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特別要把它建設成為我國強大的工業基地和技術科學的中心?！?/p>
此后，北京的工業建設突飛猛進。至1990年代，全國統一劃分的工業部門有130個，北京就占120個，為世界各國首都罕見。北京的重工業產值一度高達63.7%，僅次于重工業城市沈陽。與此相對應的是，到1980年代，北京的各類煙囪已達1.4萬多根。
首都財政問題
京津二市的經濟同構發展，引發與冀北地區的資源爭奪。
“主要是水資源爭奪?！?003年，河北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高文杰、邢天河主編的《河北省環京津區域城鎮協調發展規劃研究》稱，“河北省京津區域本來就缺水，還必須為北京提供水源。同時，由于還需保護北京水源，使位于北京西北部的張家口北京水源地一帶，很多對水源有影響的工業則必須下馬”。
“北京81%的用水、天津93%的用水都來自河北。”中國社科院、北京市社科院2006年聯合發布的《中國區域發展藍皮書》指出，京津冀三地的人才、資源逐漸向北京集中，造成周邊地區旅游發展等相對遲緩，甚至在河北省內還存在著270萬貧困人口，形成了“環京津貧困帶”。北京對周邊地區的吸附效應遠大于擴散效應，存在著一種“孤島效應”，拉大了貧富差距。
針對“環京津貧困帶”，藍皮書指出，“歐洲的城市”與“非洲的農村”同時出現在半徑一百公里的區域內，像這樣在首都周邊還存在著大面積貧困帶的現象在世界上也是極為少見的。
2009年，北京市財政收入首次突破2000億元大關。與此形成反差的是，河北省扶貧辦的數據顯示，同年環京津貧困地區的24縣的農民人均收入、人均GDP、縣均地方財政收入僅為京津遠郊區縣的1/3、1/4和1/10。在不少縣，“戶里窮、村里空、鄉鎮背著大窟窿；行路難、吃水難、脫貧致富難上難”。
1980年4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在關于首都建設方針的四項指示中提出，北京“不是一定要成為經濟中心”。1983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對《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的批復中指出，北京是“全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今后不再發展重工業”。1993年10月6日，國務院在對北京重新修訂的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中再次重申：“北京不要再發展重工業”。
盡管如此，北京市仍不可避免地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其保障首都職能的物質基礎。
北京作為首都城市，包括中央單位眾多人口在內的糧油肉蛋等各種消費品財政補貼以及城市基礎設施在內的大量資金投入，主要由北京財政負擔。首都事權，包括大量的中央事權，和中央事權與北京事權難以分割的共同事權。建立與首都事權相一致的首都財政，1980年代以來學術界多次呼吁，至今未果。
在這樣的情況下，北京市必然傾向于做大經濟規模以獲取財政收入，確保中央高層要求的“更好地為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服務，為日益擴大的國際交往服務，為國家教育、科技、文化和衛生事業的發展服務和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務”。
目前，中國尚未開征統一的不動產稅，城市之間難以實現水平分工，地方收入過度依靠工業稅、營業稅及土地出讓，這導致各個城市經濟同構。在資源條件并不寬松的京津冀北地區，對經濟發展權的爭奪使得北京“大樹腳下不長草”。
北京也在享受另一種非常態“補貼”——將惠及這個城市的南水北調工程，投資即由中央預算內撥款或中央國債、南水北調基金和銀行貸款三個渠道籌集。
“南水北調實施后，能使北京供水范圍擴大700多平方公里，將解決京西南和京南地區嚴重缺水的問題，一些以前不能上的有產出的項目可以上了，這必然會促進經濟的增長。同時，老百姓提高生活用水量的需求可以滿足，使生活質量得到提高。而這些都有利于北京城市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項目的一項研究作此表述。
看來，北京的人口規模還會被繼續突破下去。記者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