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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建立與首都事權相一致的首都財政，1980年代以來學術界多次呼吁，至今未果。北京市必然傾向于做大經濟規模，人口規模控制難上加難。
1953年國慶節，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游行隊伍，看到產業工人的人數較少，當即對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說：“首都是不是要搬家？”
劉仁深受震動。隨后，中共北京市委提出，北京要不要發展現代工業，牽涉到對首都城市功能性質和發展方向的認識問題，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京，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1949年進入北平之前，毛澤東作此表示。
“毛主席說，北京不要一千萬人？將來人家都要來，你怎么辦？”1956年10月，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在市委常委會上說，“我提個意見，城市人口近期發展到五百萬人左右，將來全市要發展到千把萬人。這是大勢所趨，勢所必至，不是我們想不想要這么多人的問題。”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1958年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遞交《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草稿)》，提出“北京市總人口現在是六百三十萬人，將來估計要增加到一千萬人左右”。
這1000萬人的人口規模，以實際常住人口計算，1986年已經實現。盡管1980年中共中央書記處要求“今后北京人口任何時候都不要超過一千萬”，終未能拽住這個城市人口增長的步伐。
2009年底，北京市實際常住人口達到1972萬人，提前十年突破總體規劃確定的2020年1800萬人的控制目標。以近兩年北京市每年增加逾60萬人的速度來看，這個城市實際常住人口達到2000萬人已在須臾之間。
爭論再起
面對北京市人口的急劇膨脹，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合理調控城市人口規模”專題調研組，今年7月在北京市第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上提出，政府對流動人口的大量涌入，不能簡單地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建議政府通過優化產業結構，在加大對高端人才引進的同時，減少對低端勞動力的需求。同時，下決心淘汰一批低端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吸附大量流動人口的餐飲、洗浴、美容美發等企業和小百貨、小食品等各類場所實行強制退出機制，提高各類市場的開業門檻標準。
調研組重點介紹了北京市順義區調控人口規模的做法。調研顯示，順義區到今年3月底，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數為14.4萬人，與其他幾個區位、面積、經濟總量、本地人口數量大體相當的遠郊區比，其流動人口數僅有其他區的1/3或一半左右。2008年起，順義投入1.5億元，升級改造了全區65個農貿市場，杜絕了馬路市場；通過規范開業標準，清理了一批小門店、小企業。
調研組認為，順義區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合理控制就業崗位對流動人口的需求、發揮房地產業對人口規模調控的作用等措施，合理調控人口規模，經驗值得在全市大力推廣。
上述意見引發媒體熱議。“北京不只是精英們的北京，這個城市今日的繁榮離不開每個崗位上辛勤工作的勞動者，包括在某些人看來很‘低端’的崗位上的勞動者。他們或許卑微，但正是這樣的卑微成就了北京的高端。”《新華每日電訊》刊載署名文章稱，“一味地片面強調以流動人口為主的低端勞動者對城市生活的負面影響，對他們的貢獻只字不提，甚至想盡辦法‘排擠’他們，無疑是一種不可理喻的‘潔癖’。”
這次不同意見的交鋒，讓人想起2005年關于北京人口規模控制的“輿論風暴”。彼時，一位北京市政協委員提出《關于建立人口準入制度，控制人口規模，保持人口與城市資源平衡的建議》，并在網上訪談中認為“外來人口的素質比較低，而且外來人口無序地涌入這個城市，阻礙了城市的發展”，“他到北京找不到工作，時間長了生存成了問題，有的還會鋌而走險，還包括引發一些社會問題，給社會治安和社會管理帶來一系列的問題”。旋即引來社會評論的“口誅筆伐”，被認為是“對外地人的歧視”、“通過行政手段限制人口流動違反憲法，是制度的倒退”。還有網友稱：“北京市的市政建設里有多少是國家的財政支出，國家大劇院是北京市出的嗎？那可是全國人民的錢啊，他們想獨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