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之重
現階段扶貧難度加大、任務更加艱巨，應加強部門之間的協作，形成扶貧合力，不能只關注部門利益，把蛋糕分了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仁貴
“全縣一共285個行政村，貧困村達138個。目前還有自然村1079個，這些自然村都是貧困村。貧困主要是歷史遺留的原因。一些自然村仍舊存在吃水難的問題，一些村莊甚至還未能通電。”說起河北淶源縣的貧困情況，曾經在基層工作17年、在7個(鄉)鎮擔任過(鄉)鎮長、調任縣扶貧開發局局長不滿4年的妥開祥再熟悉不過了。
據本刊記者了解，按照2009年3月新確定的1196元貧困標準，我國現有貧困人口達4007萬人；主要集中于近600個縣。隨著國家進一步加大扶貧開發的力度，所取得的成就也為世界公認。
2009年年底召開的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全體會議指出，雖然我國貧困人口在持續減少，但致貧因素較多且復雜、返貧壓力增大；雖然貧困地區農民收入增長較快，但收入差距仍在擴大。雖然我國貧困地區落后面貌總體有了改善，但發展不平衡問題十分突出；雖然部分貧困地區已經實現整體脫貧，但特殊類型貧困地區積重難返；雖然貧困地區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總體得到初步遏制，但生態環境保護區農民的生計問題還沒有穩定解決，扶貧開發任務仍十分艱巨。
近年來，行政村在扶貧攻堅中的戰略地位日益突出。為追蹤扶貧第一線的新情況，《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春節前夕走訪了河北的部分貧困村。
脫貧的多重制約
本刊記者走訪河北省的一些(鄉)鎮的貧困村時了解到，近年來的扶貧政策確實發生了較大變化，由以前修路、打井、建學校、修辦公樓等著重投入基礎設施建設，轉向了提高老百姓素質、增加老百姓收入。多位受訪的基層干部告訴記者，以前注重扶貧，但不注重開發。如今資金由支持貧困縣轉向對村一級傾斜，與此相關的是加大了對農民的轉移培訓、移民搬遷、項目申報、產業培育等的資金支持力度。
地處保定市西北部的淶源縣，是太行山、燕山和恒山三山交匯處，位于太行山北端，是一個城區擁有7萬人，農村擁有20余萬人的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在2002年到2007年的6年間，共投入財政扶貧資金4274.4萬元，爭取社會幫扶資金1559萬元，基本上解決了3.05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全縣實施的第一、第二批共計98個貧困村完成了整村推進扶貧開發規劃。近兩年來，全縣共投入移民扶貧財政資金982萬元，配套資金773萬元，搬遷1688戶5870人，建移民新村10個，取消自然村36個。
記者實地采訪看到，多個分散的貧困村在實施整體搬遷后，走上了致富之路。村里建立起來的養牛基地、養羊基地等，都成為貼近村民的增收渠道。通過建立村內互助資金，化解了農民創業致富資金上的難題。
不過，從以上數據對比也可以看出，受惠于扶貧政策，已經脫貧的還只是相對少數。受當地自然環境、生態環境、人口因素、傳統習慣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這里的扶貧任務仍舊十分艱巨。在一千余個自然村里，目前仍有4.26萬貧困人口處于低收入水平。
妥開祥對本刊記者表示，當地自然環境惡劣，每年都會受春旱、夏雹等的影響，再加上水資源匱乏、土地貧瘠，農民種地只能靠天收。“我們全縣30多萬畝耕地，水澆地還不到1000畝”。在許多地方，土壤往下不到60厘米便全是石頭。他坦言，遇上大旱之年，別說澆地，連吃水都成問題。甚至還因此造成了村與村之間的矛盾。
在去往各鄉鎮貧困村的路上，妥開祥告訴記者，冬天因為沒活干，許多人家都只吃兩頓飯。早上9點過吃一頓，下午3點到4點之間再吃一頓，這樣就節省了一頓。遇上逢年過節，農民才買一點肉和米。
而受資金限制，全縣貧困的自然村只能分批、分次推進扶貧搬遷。在一些村里，部分村民已經搬遷，部分還未搬遷也是這一原因造成。
在多個已經開展扶貧工作的村莊，本刊記者發現村民的生活水平也參差不齊。一些空巢老人家庭仍舊面臨著諸多難題。而在村里的學校內，學生仍舊呆在破爛的教室里上課。高低不平的桌椅，沒有一塊像樣的操場，連地上的磚也變成了孩子手中的玩具。一些學校只能靠電熱器取暖，學生上課時也戴著帽子。在北李莊的一個班級里，代課老師告訴記者，她高中畢業，一個月的收入為500元。
基于目前的現狀，妥開祥認為，隨著扶貧戰略和政策體系的轉變，扶貧工作人員的思想也需要大的轉變。作為鄉、村等直接作用于村民的干部，其思想和行動往往決定貧困村的扶貧投入方向。尤其要警惕出于政績考慮，還走以前的老路——把資金投向修路、打井等直觀的看得見的東西，而不注重從引領農民致富方面考慮。
扶貧面臨五大難題
梳理采訪見聞發現，針對貧困村的扶貧面臨著一些共性的難題。
一是貧困群體本身的復雜性和扶貧開發的艱巨性。由于扶貧面對的對象是一個個的困難群體，更是一個個的貧困個體，每個個體都有自己期望的目標，在實施具體的扶貧工作時，由于困難家庭的差異性，操作難度大。目前，對于分散的自然村的扶貧，主要采取整村搬遷的形式。但是這也沒法徹底解決貧困問題。一些居民出于早已形成的習慣原因，不愿意搬走。而搬離原來村莊的農民也面臨新的難題。如其搬遷到新的地區，但是并沒有土地可分，難以解決生計；搬得出，但也難致富，貧困的帽子仍難以摘下。
而在同一個自然村，盡管大家都有搬離的愿望，但是由于原有的水平差異，按照目前的扶貧標準，部分農戶也沒法搬遷，即使按照政策每人補貼4000元也無力承擔其他的費用。再加上部分村民不愿意舍棄原來耕種的土地，即使搬遷后也想著種地。而像撿拾垃圾等能夠帶來收入的工作，又出于面子不愿意做。這使得一部分人不愿意搬遷。
二是扶貧政策執行難、落實難。目前的扶貧工作盡管瞄準了小的貧困群體和一個個的個體，但是部分地區由于自然環境惡劣、歷史欠賬較大，交通、水利等各種設施仍舊很落后。對這類困難群體的扶持需要多個部門的配合。比如交通需要交通局支持，水利需要水務局支持。扶貧似乎都是大家的事，但是又未明確由誰擔綱，相應的協調和配合機制沒有建立，這些都成為推進扶貧工作的掣肘。
三是扶貧存在著一定的真空地帶。多位受訪的地方的扶貧部門工作人員介紹，因為扶貧工作的規劃等主要由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制定，大的方向確定后，具體執行時往往是相關職能部門各干各的事，不在自己范圍內的自然就沒人管。在一些村莊，扶貧開發項目已經建立起來，但是村民卻缺乏銷售渠道，這個時候就沒有人管。原本在市場上可以賣到150元每斤的羊絨，在一些小商小販的壓價后，只賣到90元每斤。
此外，在越貧困的地區，基礎設施就越落后，在項目申報等方面就越處于弱勢地位。想申報項目卻不知道怎么去爭取，一些地方甚至連爭取項目的意識都沒有。
四是對扶貧工作缺乏有力的約束。有研究者向本刊記者反映，在管理方面，按照要求是省負總責、縣抓落實。在這一大的框架下缺少細化的措施，“沒有硬性的要求，重視的領導就抓得好一點，不重視的就差一點”。在一些明確定為貧困縣的地方還好一點，但并不意味著不是貧困縣的地方就沒有貧困人口。
五是困難群體的自我發展意識亟待增強。在一些貧困地方，老百姓還存在著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扶貧的錢不花白不花，不要白不要。安于能勉強維持生存的現狀，自我發展的意識和脫貧致富的愿望不強。一位扶貧工作人員說，“這樣的扶貧容易‘養懶’，扶到最后就直接靠在你身上了”。
有待完善的政策設計
在這次走訪中，本刊記者了解到目前的扶貧政策存在有待完善的空間。
首先，一些指標體系需要完善。目前，我國的貧困標準確定為1196元，許多地方的扶貧工作者不知道這一標準都參照了什么指標體系。沒有具體的參照，所以在確定是否為貧困群體或貧困家庭時存在一定的難題。
其次，需要強化扶貧的剛性要求。對貧困人口多、貧困面積廣，貧困程度較深的地區，需進一步加大投入。對不同程度的貧困實行中央、省、市等分級負責。可以確定中央和地方的投入比例，在干部考核方面可適當增加比例，以剛性的要求把扶貧開發工作落到實處。
再有，把扶貧開發政策優惠與產業發展相銜接。需要進一步培育和壯大扶貧的產業，進而鞏固扶貧的成果。
同時，扶貧開發需形成合力。有地方多采取移民搬遷的方式，而這與發改委主導的新農村建設、建設局力推的危房改造等都有相關性。“應加強部門之間的協作，形成扶貧合力。不能只關注部門利益，把蛋糕分了。無論是新農村建設、危房改造，還是扶貧移民搬遷，最終的落腳點都在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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