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2月12日上海《時代周報》報道，上海戶籍制度松動，浦東區先行允許居住證轉辦戶籍。消息引起廣泛的關注。因為上海這個城市的特殊影響力，它的一舉一動都格外引人注目。《時代周報》說：“改革開放30年來，各地對人才明爭暗奪，求賢若渴。此番上海的戶籍新政，能否撬動中國大城市戶籍改革的堅冰，并引發全國范圍的連鎖效應，已成為這場改革的最大看點。”
上海此番戶籍制度松動，主要是因為痛感現行戶籍制度已經成為吸納人才的瓶徑。也就是說，上海戶籍政策松動的出發點，是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上海有上百萬持居住證者，有多少人符合上海所需的“人才”的條件？上海高層曾經提到有關戶籍新政的一些細節：“比如說轉為上海戶籍，他需要在上海居住若干年，再譬如他在上海參加社會保險，并且依法納稅，具有一定的專業技能和職稱，當然還有其他條件，比如說沒有不良誠信的記錄和違法行為的記錄……”，由于沒有具體量化，還看不出這個門檻的高低來，但從報道全文看，戶藉松動還是著眼于高端人才。
因此，有人從社會公平角度提出質疑：凡是為城市做出貢獻的人都應當取得市民待遇的回報。如果戶籍政策僅僅惠及少數高端人才，有失公平。
但是，上海社科院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盧漢龍認為：“中國各地、城市之間發展程度的差異，導致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差異顯著，而人口的流動卻是從公共服務水平低的地區向高的地區流動，一旦發達城市全面放開戶口，其城市的承載能力將面臨嚴峻考驗。”
于是問題就變成：大城市的戶籍門檻應該有多高？
盧漢龍的觀點，粗看有道理，但聯系現實看，至少是多慮了。人口從公共服務水平低的地區向高的地區流動，受制于很多因素。缺乏在大城市就業、消費能力的人，就不會到上海來，來了也會離開；更何況還有各種個人的、家庭原因的限制，用不著擔心全國人民都涌到上海來。
另一方面，“凡是為城市做出貢獻的人都應當取得市民待遇的回報”，就城市目前的公共服務能力來看，也不具備這樣的容量。
《時代周報》的報道中有一個陳東升的例子。陳東升在上海打拼了十年，“我每年為上海僅個人所得稅就交了好幾萬，而且我所在行業是上海目前最需要大力發展的先進制造業和高端服務業”，但是因為“畢業院校非211”，居住證就不能升級為正式戶籍。報道還說，陳東升所在的上海公司，總共200多人，有80%以上都是新上海人，其中不少人面臨同樣的落戶問題。
城市公共服務在一定時間內，一定程度上滯后于經濟發展，是可以理解的，沒有錢怎么建醫院、學校、馬路、公園？但是像陳東升這樣，為城市GDP做了10年的貢獻，上海的公共設施中肯定有他納的稅，還不能享受本地居民待遇，就說不過去了。我國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騰飛已經多年，再強調公共服務的滯后性已經沒有理由。
每一個城市要吸引外資時，都是很重視投資環境的，什么稅收優惠，什么“三通一平”，從來不會有“滯后”。原因無他，人口太多，你不來別人會來；錢不好找，所以對投資者就要小心伺候。這種思維，也是城市公共服務能力不能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不能更多、更快地惠及更多人的原因，也是戶籍改革堅冰難以消融的原因。戶籍“門檻”的高度不是實質問題，城市管理是不是“以人為本”才是實質。上海戶籍制度有所松動，是一件好事，希望能夠帶來城市管理理念上的“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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