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律師程海向國務院、公安部、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和政府寄出建議書稱，包括暫住證制度在內的現行的戶籍登記制度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等多部上位法，因此建議書要求廢止暫住證規章。 中新社發 井韋 攝
3月31日，律師程海向國務院、公安部、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和政府寄出建議書稱，包括暫住證制度在內的現行的戶籍登記制度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等多部上位法，因此建議書要求廢止暫住證規章。
此前的2月25日，供職于北京市正海律師事務所的程海以制發暫住證行為違法為由，將北京市公安局及下屬昌平區分局訴上法庭。此案被媒體稱為“戶口遷移第一案”。
此舉引起社會各界對戶籍制度改革的討論，中國青年報記者也就此采訪了多位專家。采訪中，專家們普遍認為，單純放開戶籍是沒有意義的，剝離附加在戶口上的各種不公平政策，為戶口“松綁”，比放開戶籍登記更重要。
一紙戶口承載多種利益
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多位專家表示，戶口本來只是記載公民基本信息的載體，但如今卻成為政府部門限制非本地戶口公民一些權利的工具，甚至成為不少人謀利的工具。
程海說：“在網上，大學生留京戶口指標售價2萬-3萬元，據說幫助辦理遷戶入京的市場價格是人均10萬-12萬元，有些地方政府也大規模出售‘農轉非’戶口，轉一人收費是幾千至幾萬元。”
來自安徽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錢永言就曾為自己買過戶口。他本是安徽省明光市某村村民，后來養殖致富，廠子開到明光市，一家人搬到市里居住。但苦于沒有城市戶口，感覺處處不便的他終于下決心，花了幾萬元買了明光市的城市戶口。
錢永言說，公民在其戶口地以外的城市工作和居住，當地教育行政部門和部分學校、部分行政機關和企業、部分勞動保障部門，借口常住戶口不在本地，對外地戶口公民及其子女在教育、就業、社會保障方面長期進行不公平對待。
“我從合肥到北京工作已經5年了，雖然已經在昌平區置下家業，但戶口還在合肥。”程海就以自己為例說，“這給我的工作和生活帶來諸多不便。在北京安裝固定電話、子女上學、辦理社會保險等受到限制；換領身份證、辦理出國護照、參加地方人大代表選舉選民登記等都要回合肥辦理。”
錢永言則直言：“社會上通常所說的附加在戶口上的各種利益，實際是附加在戶口上的各種違法行為。”
戶口導致的各種不公平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但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治安系教授王太元卻認為，把所有問題都推到戶口上是不公平的。他說：“目前，社會上各種濫用戶口門檻的政策都不是由公安部門決定的，因戶口導致的各種不公平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王太元表示，從1958年到現在，戶口從來都不是公安一家在管的，戶口政策是各級政府制定的，公安部門只是一個執行者，只是將公民的信息按照規定進行錄用和管理。王太元說：“公安部門改變不了各地政府的任何決定。買房要戶口，上學要戶口，這些都不是公安部門要求的，把這些統統算到戶口登記制度上合理嗎？”
王太元說，戶口和身份證一樣，只是一個信息的代碼，戶口本身并沒有什么高低貴賤之分。但如果以戶口為由，在各種社會政策上設置門檻，進行區別待遇，那就是不對的，但戶口本身并非罪魁禍首。王太元舉例說。同樣作為北京市民，東城區和西城區市民戶口上沒有本質區別，但東城區的市民子女到西城區的學校讀書，就要多交幾萬元的贊助費，這跟戶口有關系嗎？
以暫住證為例，王太元認為，暫住證只是反映公民在某個地方暫時居住這個特定事實，是為了便于相關部門了解信息并進行管理，本身沒有歧視的意思。但一些企業卻要求本市戶口正式就業，憑暫住證臨時就業，這并非暫住證的錯。對于辦暫住證收費的問題，王太元也認為，收費政策是由各級政府做出的，公安部門只是執行者。
近年來，浙江、重慶等地在戶籍制度改革方面做出許多探索。如浙江省在今年年初全面取消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的劃分，推行統一的居住證制度。王太元認為，居住證方面放寬了對外來人口的一些限制，是有一定進步的，但很多問題還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如果只是形式上統一了戶口本，其背后附加的社會福利還沒變，在子女入學、勞動就業、醫療衛生、社保、福利、高考等方面依然會有新的名義來進行限制，那么，改革又有什么意義？”
剝離附加在戶口上的各種利益需要多方推動
對如何剝離附加在戶口上的各種不公平政策，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的專家們普遍認為，戶籍制度改革不僅僅涉及法律層面的問題，更涉及廣泛而深刻的經濟及社會問題，因此戶籍制度改革是個系統工程，非公安一家之力可以解決。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蔡繼明教授認為，戶口捆綁了很多其他政策，承擔了許多本不應當具有的功能。“因此戶籍制度改革必須把附加在戶口上的各種政策剝離掉，這需要教育、公安、社保、醫療等部門協調制定出改革方案，逐步推進”。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姜明安認為，與上位法嚴重沖突的我國現行戶籍制度能夠公然存在如此長的時間，是因為其背后復雜的經濟及社會原因。他特別提到，長期以來存在于行政部門內部的傳統思想沒有徹底被服務型政府的理念所打破，一些公安機關仍然從自身利益出發，為了“方便管理”和“減少流民，力求穩定”，人為增加對進入本地的外來人口的限制。此外，盡管市場經濟已運行到了今天，但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制度和觀念仍有殘余，社會資源仍然以戶口為依據。因此，要解決各種社會資源附著在戶口上的問題，姜明安認為，根本出路還在建設更加完善的市場制度。
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教授熊文釗建議，公安部門在未來的改革中可以嘗試整合身份證與戶籍，依靠更多現代技術，強化前者的信息承載功能，同時逐步改變“以戶籍來反映人口基本信息”的傳統思路，這樣不僅有利于公安部門更及時地掌握人口基本信息，還可以相應緩解不少附著在戶籍上的問題。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齊小力認為，應加緊制定《戶籍法》，取消一切附加在戶籍制度上的其他功能，使戶口與利益脫鉤。
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湛中樂認為，戶籍制度改革涉及對現有秩序的破壞，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情，因此單靠政府自身的推動是遠遠不夠的，應該有更多百姓參與進來，形成更成熟有效的民意表達機制，來觸動和推進政府的此項改革。
新進人口不僅消耗資源也在創造財富
現在有許多人擔心，放開戶口限制會使城市過度擁擠，造成新的社會問題。王太元說：“就說現在北京的房價，大家都覺得高，如果放開戶籍登記制度，天涯海角的人都可以擠到北京來，北京的人口可就遠遠不止現在的1700萬了。這么多的人口，你的交通承載能力、乃至環境承載能力夠用嗎？”
程海認為，“放開戶口會使城市不堪重負”是荒唐的推測。“不能只看到新進人口消耗社會資源，還必須看到他們所創造的社會財富。事實證明，新進人口對城市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程海說，“因為能在城市呆下來的新進人口，大多數是競爭力較強于原住民的青壯年，他們創造了大量財富，并通過納稅增加城市的財政收入。”
程海還認為，城市的公共資源緊張，應當用新進人口的納稅款擴增道路、新建擴建學校和醫院等來滿足需要，而不是限制人口進入。“大多數人遷移都不是盲目的，是因為當地社會需要，才有可能立足。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自然會離開。這是由市場自然調節的，而非一定要行政手段設置不必要的門檻。”他說。
程海說：“有一點我實在想不通，你說我沒有北京戶口，不能和北京市民同等地享受教育、社保等政策，但這些公共服務是建立在公民納稅的基礎上的，為什么你對我每年繳納的稅收照單全收，提供的公共服務卻要因為我不是本地戶口就打折扣呢？”他認為，納稅是公民購買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一種法律和經濟行為，政府收稅就是一種承諾，必須依法提供同等服務，收了別人稅錢又不提供同等公共服務，是說不通的。(記者 王俊秀 實習生 王夢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