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達賴集團“藏獨”行徑愈演愈烈時，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的《西藏地方史通述》(羅廣武、何宗英編著)一書引起了本報記者的注意。這部110萬字的著作中貫穿著一個觀點：“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針對這一論斷，記者采訪了作者之一、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特邀研究員、民族問題專家羅廣武。
論斷建立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基礎上
記者：在以往的史料中，有一種說法是“西藏自元代歸入中國版圖后才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論斷有什么實際含義？
羅廣武：“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論斷。對于這個論斷的實際含義，需要加以說明。這里所說的“自古以來”，不是說“自元代以來”，而是說“自有人類活動以來”。這里所說的“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也不是說“西藏自古以來的政權都是中原政權或中央政權有效管轄的一部分”，而是說“西藏這塊地方自有人類活動以來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抑或是中國邊疆史的一部分，抑或是中國少數民族史的一部分，但決不是任何外國歷史的一部分。藏族同漢族以及其他各民族一樣，都是中國歷史的創造者。“西藏自元代歸入中國版圖后才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種說法存在明顯的弊病。著名藏學家王輔仁先生在上世紀80年代就指出，“西藏元代歸入中國版圖說”等于說西藏有外在于祖國的階段，即13世紀以前西藏不在中國之內，這是不符合中國不可割斷的歷史演進過程的歷史史實的。
記者：“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論斷的理論依據是什么？
羅廣武：這一論斷是建立在中國歷史地理學已有的堅實結論的理論基礎之上的。
1981年5月，中國歷史地理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譚其驤先生在中國民族關系史研究學術座談會上，作了一個著名的講話，題目叫《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其中談到：“我們是如何處理歷史上的中國這個問題呢？我們是拿清朝完成統一以后，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的清朝版圖，具體說，就是從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爭以前這個時期的中國版圖作為我們歷史時期的中國的范圍。所謂歷史時期的中國，就以此為范圍。不管是幾百年也好，幾千年也好，在這個范圍活動的民族，我們都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在這個范圍之內所建立的政權，我們都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權。”
記者：譚其驤先生確定這個標準的理由是什么？
羅廣武：他論述了三條理由。其一，中國的歷史是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創造的，所以，歷史上漢族建立的政權，如漢朝、唐朝、宋朝、明朝固然是屬于中國的；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權，如藏族的祖先吐蕃人建立的政權，契丹人建立的遼朝，黨項人建立的西夏，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滿族人建立的清朝同樣也是屬于中國的。
其二，“中國”這個概念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逐步擴大。春秋時所謂中國，只是指黃河中下游地區，此外就不算中國了，以后逐步擴大到了長江流域、珠江流域，也包括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的范圍。例如匈奴等民族建立的十六國、鮮卑人建立的北魏，到唐朝就已經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了。
其三，鴉片戰爭以前的清朝疆域是幾千年來歷史的發展所自然形成的，是這一范圍內的各民族經過長期的交往，包括一次次的統一和分裂而最終結合成的。這些地區在歷史上先后都曾經隸屬于同一個政權，或者曾保持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密切聯系。所以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不是單純依靠清朝軍事上的勝利所能取得的。相反，在清朝打敗準噶爾部統一新疆以后，中亞的一些國家曾要求加入清朝，但卻被清朝拒絕了。
譚其驤強調指出：“我們一定要分清漢族是漢族，中國是中國，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這是不同的概念。在1840年以前，中國版圖之內的所有民族，在歷史時期是中國的一部分。就是這么一條，沒有其他標準。”
西藏的地理環境決定了對外交往的主要方向只能是中國內陸
記者：在歷史上，地理環境直接決定了國家范圍的劃分。西藏的地理環境與中國內陸有什么必然聯系？
羅廣武：西藏的地理環境極為特殊。整個西藏高原是被南緣的喜馬拉雅山、北緣的昆侖山、東北部的唐古拉山、東南部的橫斷山脈緊緊包圍著。從西南面到南面的整個國境線上，蜿蜒高聳著弧形的喜馬拉雅山脈，從高原南緣的珠峰地區到南亞次大陸恒河平原的直線距離僅有百余公里，但兩地的相對高差竟達6000多米，這樣的地形高差無疑對西藏高原與其南側恒河平原的大規模直線交通形成了極大的阻礙；高原北部邊緣的中西段地區，其“階坎形”地貌特征也十分突出，橫亙在這一地區的昆侖山以4000多米的高差急降到北側的塔克拉瑪干沙漠，而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地理條件亦較惡劣，素有“死亡之漠”之稱。因此，昆侖山南北兩側的地形和自然條件都使這一地區的直接交往通行幾無可能；藏東地區的橫斷山脈，由于南北向平行峽谷地貌十分突出，峰谷相對高差較大，故對東西方向交通的阻隔作用較大，但該地區平行河流及峽谷卻對南北方向的交往通行比較有利。
記者：西藏東北方向同樣有唐古拉山的阻隔，為什么沒有讓西藏先民止步？
羅廣武：東北方向與其它方向不同。今青海省的地理條件與西藏高原相似，海拔高差和坡降不超過幾百米，加之這里又是中華民族的兩條“母親河”——黃河、長江的發源地，更把黃河、長江上下游的居民緊密地聯系起來。因此，青海地區自古以來就成為西藏高原同外界交往、聯系的主要通道。中國華北的舊石器文化和早期新石器文化是經由這一通道傳播到西藏的，古代羌人之一部分是經由這一通道深入到青藏高原腹地的，唐代文成公主是經由這一通道進入西藏的，薩迦班智達是經由這一通道去涼州會見成吉思汗之孫闊端的，吐蕃時期的“唐蕃大道”以及后來的“朝貢之道”也是經由這一通道而形成的。可以說，正是由于這條通道的存在，才使西藏高原的遠古先人同甘、青古人類發生了密切聯系，才使西藏高原的新、舊石器文化融入了自成體系的中國新、舊石器文化的大圈子，才使藏族人同中國境內的所有世居民族一樣均為蒙古人種中的東亞種族，才使藏族同中國其他各民族一樣匯合到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來。
藏族人與漢族人同屬于蒙古人種中的東亞種族
記者：有一種說法，藏族和漢族同屬于蒙古人種。還有一種說法，藏族人是古羌族的后裔。真實情況如何？
羅廣武：現代科學已經證明，藏族在種族上與我國絕大多數人口一樣，同屬于蒙古人種中的東亞種族。
大約在距今5萬年前，人類體質發展到晚期智人階段。與此同時，世界上三大人種(即東亞和北美的蒙古人種，歐洲與西亞的歐羅巴人種，非洲的尼格羅人種)基本形成。人類學家的研究表明，中國境內的人骨化石全都屬于原始蒙古人種，西藏人與其他地區的漢族和少數民族一樣，都源于以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為代表的中國北部的晚期智人。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專家通過對西藏林芝地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人骨、現代西藏人頭骨特征，以及對現代藏族體征的連續研究發現，藏族的體質特征與中國華北、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和漢族最接近。
考古學的證據表明，早在1萬年前到4000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西藏史前時期的文化就同中國華北的舊石器、新石器文化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系，并且融入自成體系的中國考古文化的大圈子內，成為中國遠古文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而中國不同民族的出現則是三四千年前的事，大約始于商代早期。
羌族的歷史同漢族的歷史同樣古老。在美國著名漢學家拉鐵摩爾(OwenLattimore)看來，最初的漢族和最初的少數民族(包括羌族)本來是在同一地理環境中存在的同一種族，只是由于平原、山地、草原等地形差異及進化速度的不同，逐步分化開來。
中國古代羌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不斷地發生分化。其中最大的一部分不斷向東遷徙，同漢族發生了密切的聯系，最終融入漢族之中，對漢族社會歷史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一部分西遷新疆塔里木盆地，與當地土著同化，成為現代維吾爾族先民的一部分；一部分遠遷至我國西南地區，成為今彝族先民的一部分；一部分遷至今四川西北部，逐步發展成現代的羌族；一部分留居青海，演化成今天的土族；還有相當一部分，則遷入青藏高原腹地，與青藏高原的土著居民相融合，發展成為后來的藏族。正如費孝通先生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羌人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的作用，似乎和漢人剛好相反。漢族是以接納為主而日益壯大的；羌族則以供應為主，壯大了別的民族。很多民族包括漢族在內從羌人中得到血液。”
西藏自元朝起正式歸入中國中央政權的有效管轄
記者：元朝的建立對中國的統一有什么意義？
羅廣武：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到了元朝，又成為中央政權有效管轄的一個行政區域。譚其驤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過：“在12世紀我們這個中國分成七八塊，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是南宋，東北和黃河流域是金，寧夏、甘肅的河西和鄂爾多斯這一帶是西夏，云南是大理，新疆是西遼，西藏是吐蕃，分裂成許多部落的蒙古高原上是蒙古各部、突厥各部，整個中國分成七八塊，每一塊中間還不統一。由于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祖孫三代的經營，才出現了一個大統一的局面，這個大統一的局面是多么珍貴啊！”
1247年，西藏宗教領袖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同蒙古皇子闊端在涼州(今甘肅武威)議定了西藏歸順的條件。1271年，蒙古汗政權定國號為元，不久后統一了全中國，創建了繼漢、唐朝之后中國各地區、各民族大統一的中央政權，西藏成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個行政區域。此后歷經明、清、民國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西藏始終置于中央政權的管轄之下，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歷史事實。(記者 徐錦庚 張 帆 劉維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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