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北京趕出去的孩子到底去哪里上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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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后果，都只能由孩子來承擔
無論是主動選擇，或被動選擇，在新一輪入學大戰中，多數家長無奈地妥協了。然而，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這樣“以學控人”的政策，真的有用嗎？
事實上，在2013年前，北京市對于非京籍學生的入學政策還算友善、寬松。
2001年，北京市政府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貫徹國務院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決定的意見》，指出：流動人口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工作以流入地管理為主，通過安排在公辦中小學借讀，利用富余校舍及師資條件開辦專門學校等多種方式，保證在京合法居住的流動人口的子女接受九年義務教育。這也是在積極落實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規定的解決流動人口適齡兒童義務教育問題的“兩為主”原則。
2002年4月，北京市又出臺了《對流動人口中適齡兒童少年實施義務教育的暫行辦法》，按照這一規定，只要是戶籍所在地沒有監護條件、父母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并已取得暫住證的孩子，就可以入學借讀，“從2002年9月1日起，北京市流動人口子女在公辦中小學借讀收費，小學由每學期500元降到200元；初中由每學期1000元降到500元。”
這一年，時任北京市市長劉淇還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特別明確：北京市對外來人口實行“管理、教育、服務并重”的政策。有專家感慨，北京對外來人口從過去的“管理、控制”到現在“管理、服務并重”，是飛躍式的變化。
不過，在這段政策寬松期，北京學校無論是招生人數，還是在校人數，都沒有顯著增長。
據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官網數據：2001年，北京市小學的新招生人數為9萬余人，在校人數為66萬余人；至2005年，新招生人數反而降了2萬余人，整體在校人數減少16余萬人；至2009年前后，方緩慢回升，小學新招生人數增加到10萬人，但在校生數仍比2001年少2萬余人。
小學入學人數從2010年開始呈現“井噴”式增長。這一年，全市小學新招生數11萬3千余人；2011年又疾增了近2萬人；至2012年時，達到14萬1千人；2013年，已增至16萬5千人。
但與此相對應，北京市常住人口數量的增量，反而呈現增速逐步放緩的狀態。2011年時，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量是56.7萬人，至2014年，這一數字已降至36.8萬人，從2011年到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的增速從2.9%下降到1.7%。
但是，將從2007年至2014年小學新生中非京籍的數量加以比較，便會發現，非京籍學生在北京小學招生人數中，一直維持在較穩定的比例上。根據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2007年時，北京市新招收非京籍小學生占當年小學新招生人數的40.51%，之后逐年緩慢增加，最高值出現在2010年，達到47.55%，然后便出現下降趨勢，至2013年時，只占45.17%，到了2014年，降到史上最低值38.44%。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林寶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這說明這一輪入學人數的增長，并非由于北京招生政策的寬松，也不是北京常住人口快速增長所引發，而是北京市新的生育狀況和人口結構決定的。
“原因之一，是2008年前后，北京出現了一輪‘奧運寶寶’生育高峰，帶動了兩年入學人數的增加；原因之二，是北京市的外來流動人口主要以青壯年勞動人口為主，比如，根據2014年的統計數據，北京市外來流動人口中16歲到59歲的勞動力占90%，而他們的子女到了受教育教育的階段，使得入學開始人數增長。”
在林寶看來，“外來人口快速增長幾乎是北京目前無法避免的一個事實”。從內部原因看，北京集政治、經濟、醫療、教育等眾多城市功能，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以及較快的經濟展所帶來就業量的增加，都會催生人口規模的增長；而放眼全國，中國人口總量仍在增長、中國城鎮化進程仍在快速推進，也使得北京人口仍會保持一定程度的快速增長。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系教授胡兆量在其撰寫的《北京城市發展規模的思考和再認識》中就斷言：“全國人口規模穩定大體還需要40年，在全國城市化基本完成之前，北京城市人口將持續增長。”
在這種情況下，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王桂新認為，以往的“以房控人”“以業控人”都只能起到一些“修修補補的局部作用”。“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提出要嚴控大城市規模，同時以戶籍制度、各種行政和經濟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的遷移增長，”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但事實證明都沒有取得成功。”
林寶對此表示贊同。他將這種分流方法形容為“去皮毛”，收效不會太大，因為大部分所謂的低端產業和就業人口，是北京產業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很難分割。他認為，真正有效的辦法是“割肉”：依靠頂層設計，將某一條塊的城市功能自上而下疏導出北京，從而帶動整個產業的頂端、部門和低端產業同時分流。以醫療為例，據統計，每年來京治病的人數就高達3000多萬。
“更重要的是，北京人口調控不應只盯著外來人口。”林寶補充說：“比如，北京戶籍人口結構中，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高達21.2%，而外來人口中，16至59歲年齡人口高達90%，如何協調好人口規模和人口結構的矛盾，是北京人口調控需要綜合考慮的問題。”
政策可能無法立桿見影地改變北京的人口數量，卻立桿見影地改變了這些家庭的生活。
11月的一個周末，33歲的吳丹正在家里給兒子燉排骨。她在北京東三環上班，六歲的兒子在固安八中上小學一年級。為了兼顧工作和孩子上學，她在固安買了房子，同時在北京另外租了一處房子。平時，孩子住在學校，她住在北京；每周五，她開車回固安的家，全家一起過周末，周一再起早趕回北京。
開學兩個多月后，她已經逐漸適應了這種每周穿梭兩地的生活，每次往返100公里。“開車也就一個小時，還是挺方便的。”她一邊翻炒著鍋里的排骨一邊說，“就算是完全在北京城區生活，通勤時間也得一個小時左右。”
吳丹僅是固安八中眾多“北京-固安”雙城生活家庭中的一員。據八中校方統計，這樣的家庭占全校學生的三分之一還多。
但吳丹說她目前不會考慮離開北京。至于孩子的將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劉寧也不會離開北京。“我在北京剛買了房，最起碼得把房貸還完吧。”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多年以后或許會考慮去外地養老，但眼下，還要留在北京工作。
有時，他想起每月只回家一次的兒子，會不自覺地感到傷心，“他上幼兒園三年，每天都是我接送他，現在突然就要去離家那么遠的地方，一個月才能見一次”。
劉寧說，從5月跑入學開始，他的心態從“滿懷信心”漸漸變成“絕望”，最后默默接受現實。他最愧疚的，是所有后果最終都只能由孩子來承擔。“他畢竟才六歲，不懂自己為什么要面對這些，他甚至也不知道，離家200多米就有一個小學，但他就是無法入學。”
沉默了一會兒，劉寧補充說，“我老家在農村，上學時都沒這么小就離開家，社會發展了這么多年，我也奮斗了幾十年，結果我的孩子上學，還不如我小時候……唉。”
另一位母親在對《中國新聞周刊》講述為孩子求學的經歷時，用得最多的一個詞是“虛無縹緲”。她在北京也工作了11年，9歲的兒子在衡水英才學校讀四年級。她無法把孩子留在身邊，因為北京無法入學；也沒辦法送回戶口所在的老家，因為老家沒有人能幫忙照顧。
為了使孩子不會產生被拋棄的感覺，最初，她都是直接去學校接；偶爾，也會在每個月中，買點東西送到學校去；在家里想孩子時，她就拿出孩子的照片，摸摸，看看。
“我們家孩子沒有哭”。在問及孩子如何適應這種狀況時，這位母親有些冰冷地回答，“他不是堅強，像我們這種生活，他有哭的理由嗎，有哭的權利嗎？”
“孩子喜歡北京嗎？他沒說過。他喜不喜歡有什么辦法嗎？”她舒展了一下眉頭繼續說，“中國的政策隨時隨地都會變，說不定哪一天，又會變成一個好政策。”★
（應受訪者要求，李云、劉寧均為化名。實習生李明子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