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數字
北京市某城區統計局商業科的李江(化名)盡管每月會和3000多家企業的商業數據打交道，這些數據是北京市GDP核算的海量基礎數據的小小組成部分，但他接觸不到GDP核算?！拔覀儏^的GDP數據是由市局給我們的。因為報表是按照法人來報的，一些跨地域的企業如中石油等在全國都有產業活動單位，那么不能把數據全部算到我們區，所以北京市在統計的時候會根據產業進行調整，然后再分配。GDP和CPI都是由市里上報給國家，同時再分配給各個區。像商業的零售額是每個月給各個區下發，而GDP的數據是按照季度下發的。”
除了收表送表，李江還要對數據進行審核。先要了解哪些方面哪些環節可能出錯，把數據庫全部導出來，然后編程，把有錯誤的數據篩選出來。“但是你不可能想到每一個錯誤，因為GDP的核算量太大了。有的企業入賬也有問題，只有在年底的時候才會入賬，所以到了年底一個營業周期才結束，而它的營業額數據也上去了；有的企業可能在年初就把全年的房租付了，那么在一季度這個數據就會很大，季度上就會出現一些波動?！?/p>
對于社會對統計數據的質疑，李江表示，他力爭確保他管轄的數據及時準確上報，但“方法的問題不是我們考慮的，這應該是國家統計局考慮的。方法都是他們定，然后對市局培訓，市局再對我們培訓，然后我們再對企業培訓”。
在中部省區的采訪中，市級統計局的統計人員也表示，可能在省局的層面，會考慮制度方法的問題，在他們這一級更多地是按照上級部門的要求去執行。該局綜合科馬科長告訴記者，面對社會公眾對統計數據的不認同，“可以解釋數據來源的就解釋，而不能解釋來源的就解釋為方法制度的原因”。
飽受詬病的人均收入指標，在東南沿海一些城市就面臨制度方法不合時宜的情況。據基層的統計工作人員反映，按現有統計制度，一個縣的統計樣本戶，城鄉都是100戶，但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不但樣本戶數量過少，而且城鎮農村的二分法也難以準確反映群眾的收入狀況。這樣算出來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代表性自然不夠。
“有時候為了保持數據的穩定，難以修改統計方法”，但柯惠新建議，為了既照顧到可比性又適應現實的變化，可以考慮增加一些指數。
自上而下的方法改革有時會面臨責的困難，葉青以服務業的產值統計為例，“由于目前國內對其缺乏統一的核算標準，基本靠各級政府推算。在某些情況下，國家核算可能并不如地方核算準確?！?記者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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