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致修改
資料組的工作就是收集各時期、各國憲法條款等文獻資料。在此期間，憲法草案的討論和修改工作也在持續進行。
1954年3月29日，500多位全國政協委員分組展開討論，共提出修改意見3900余條；接著是各大行政區、各省、市、自治區以及解放軍，8000多人討論后，又提出修改意見5900余條。
當時，憲法草案討論稿要打印成冊，新看法出現后，就會用紙條把原有條文貼上，寫上新內容。
當時，憲法起草委員會聘請了法律專家周鯁生、錢端升為法律顧問，聘請教育家葉圣陶、語言學家呂叔湘為語文顧問，從各個角度對憲法草案進行研究推敲。
許崇德記得，檢察機關應該垂直領導還是雙重從屬領導的問題，曾被反復討論。
“涉及檢察機關這一條，起初是‘垂直領導’，過兩天貼成了‘雙重從屬’，再過幾天又貼成了‘垂直領導’。這樣反復‘貼’了多次，才定下‘垂直領導’。”
而字斟句酌地推敲，更比比皆是。比如，草案第54條第2款寫道：“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設立自治機關。自治機關的組織和工作由憲法第二章第五節規定。”
討論會上，張奚若提出，這里的“由”字是否要改為“按照”？因為“由”字有點未確定的意思，既然在前文已規定得很清楚，還是用“按照”好一些。
周鯁生說：“由”字含有將來的意思，用“按照”也不太好，索性用“在”字倒好一些。
毛澤東說：“在”字不那么妥當吧。
李立三說：還是用“由”字好，“按照”好像下面的話沒有說完。
……
毛澤東最后說：“由”字比“在”字好，也比“按照”好。張先生的意見怎么樣？三個字比較，恐怕還是“由”字好。
張奚若說：我沒有意見。一次，劉伯承、聶榮臻等委員主張將草案中第4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部隊”中的“武裝部隊”改成“武裝力量”。
法律小組的錢端升解釋說：之所以寫“武裝部隊”，是認為部隊可以統率，力量不好統率。
毛澤東說：武裝力量分兩部分，一部分是部隊，另一部分是部隊以外的武裝力量。如果照原文的寫法，好像部隊以外的武裝力量不歸主席統率了。
毛澤東環顧了一下會場，看著葉圣陶和呂叔湘，問：語文顧問同志，你們看哪個意見好？
葉圣陶回答說：還是改成“武裝力量”好，我們看看第4條，第4條寫有“……依靠……社會力量”一句話，既然社會力量可以依靠，為什么武裝力量就不可以統率呢？
經過討論，會議達成共識，42條的“武裝部隊”改成了“武裝力量”。
全民討論
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討論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
兩天后，《人民日報》全文刊登憲法草案并發表社論，號召全國人民討論憲法草案。一時間，一場大討論在全國范圍內掀起。
當天，在南京，《新華日報》多售出8萬多份；福州，300多個擴音器分別以福州話、閩南話向全市50萬人播送草案內容；四川，宣傳員向群眾作了約15萬次宣傳，聽眾達1800萬人……持續兩個多月的討論，參加人數達1.5億人之多，占全國人口的四分之一。
這次大討論給許崇德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說，1954年夏，我國發生了特大洪災，不少地方政府是在防洪堤壩上組織民眾討論的。
此外，廣大人民群眾也提出了關于憲法草案的修改和補充意見。當時，洪水沖垮了公路、鐵路，為了能將討論意見送到北京，地方上用油紙、油布把文件包裹后，空運到了中南海。許崇德和同事們一起拆包裹，“每拆開一包，都非常激動。”
短短兩個月，1954年憲法草案征集了118萬條意見。許崇德和同事們為了及早整理好這些意見，幾乎天天“開夜車”。最后，他們把意見歸整編纂成了16本冊子，憲法起草委員會認真考慮后，又對草案做了一些重要修改。
憲法誕生
就在全民大討論的前后，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進入倒計時。此時，許崇德被調進人代會提案組，由此見證了一屆人代會的盛況。
1954年9月15日下午3時，中南海懷仁堂莊嚴肅穆，毛澤東主席宣布大會開幕。隨后，劉少奇作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指出憲法草案是“幸福生活的保證”，“每一條都代表著人民的利益”。
5天后，大會決定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通過憲法。
當天下午3時，大會執行主席周恩來首先宣布：今天1197名代表出席了大會，符合法定人數。
隨后，大會秘書處的同志朗讀了憲法草案的全文。宣讀完畢，工作人員問：“大家還有沒有最后的修改意見？”全體代表以熱烈的掌聲回應沒有。
隨后，工作人員開始分發表決票。代表們畫完票后，依次走到紅色票箱前投票。
下午5時55分，計票工作結束，周恩來宣布表決結果：投票數1197張，同意票1197張。《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于1954年9月20日通過。
代表們不約而同地站了起來，盡情地鼓掌、歡呼。
那一刻，許崇德激動得流下了眼淚。他說，當時北京的大街小巷到處都在放鞭炮，當年許多父母給新生兒起名叫“憲法”。
后來，彭真曾回憶說：“那個時候，中央決定重大問題時，毛主席、周總理常問：是不是符合憲法？”
見證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誕生的許崇德，從此與憲法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先后參與過1982年憲法、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的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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