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去年10月28日的中國政法大學學生付成勵故意殺人案，因公安機關偵查終結，并已移送檢察院，如今重新成為社會關注焦點。與當初一樣，不論是網絡媒體還是平面媒體，在報道時一無例外地稱此案為“弒師案”。對如此稱謂，筆者大不以為然。
“ 弒師”顯然不是一個法律名詞。可以肯定地說，公安機關相關案卷以及檢察院之后的起訴書中，都不會見到“弒師”的字眼。付成勵殺了程春明，說是學生殺了老師，固然不能說錯，但嚴謹而言，則是一個叫付成勵的公民殺了一個叫程春明的公民。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法院在審理與判決中，也絕對不會考慮“學生殺老師”這樣一個因素。
“弒師”之稱，可能緣自媒體報道的隨意，卻也不經意間暴露出如下一種意識：學生與教師之間并不是平等的個人，而有上下、尊卑之別——學生是下，教師是上；學生是卑，教師是尊。固然，學生尊敬師長乃是天經地義，但這種天經地義也只限于道德倫理的范圍，一進入法律層面，即無上下尊卑，學生殺老師，其性質與路人甲殺路人乙并無區別。假設被殺者是學生而兇手是教授，想必媒體報道不會稱之為“誅生案”吧？
當學生殺老師被稱之曰“弒”的時候，那么又該如何看學生與老師之間爭女友，如何看學生與老師之間的其他糾紛比如經濟糾紛，是不是一有糾紛與沖突，在學生一方都要背負“以下犯上”之大不韙？
對一個用詞抓住不放，不免咬文嚼字之譏，卻并非不必要。公民權利平等雖然早經成為常識，而由“弒師”一詞，我們已真切地發現潛藏在人們意識深處的某些殘余。固然，“尊師”乃人倫大禮，不可輕廢，但須強調，“尊師”絕對不應是單向度的，而是相互的。其前提則是各自擁用獨立、平等的人格與權利。如果沒有了這個前提，則所謂尊師、愛生，必然流于病態與畸形。（翟春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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