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年年底胡潤百富榜和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出爐后，與那些年度富豪一起，兩位制榜人——胡潤和范魯賢，總不免被人拿來進行一番比較。
范魯賢，這位連續五年公布中國富豪榜的福布斯制榜人，在結束了今年的榜單流程后，匆匆啟程趕往北京，去中美綠色能源論壇收集各類需要的信息。在友誼飯店的小會議室里，范魯賢說，“我們不敢說我們一定會把富豪榜做得權威準確，但是我們一直盡最大的努力來使它更為可信”。
“財富要經得起追問”
《環球》：您如何看待福布斯富豪榜的前首富黃光裕被調查事件？
范魯賢：資本運作的成功曾經是黃光裕奪取首富寶座的最重要因素，也使他成為今年資產嚴重縮水的中國富豪群體中少有的贏家，但如今他也因此被拘查，我覺得很惋惜。
當前黃光裕事件牽涉到一個問題，即企業家個人的行為是否會影響到企業今后的命運。由于黃光裕主要負責公司的資本運營，而早就退出國美電器的日常管理，因此我認為黃光裕一人被查并不足以影響到國美電器的全部。
不過，國美電器仍可能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盡管主要供應商會盡力支持，其資產質量也不錯，但流動性與股本結構重組的多種可能，將推動其股價劇烈波動。從這一點來看，國美電器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考慮如何將負面影響降到最低。至于對整個中國家電連鎖業造成多大程度的影響，目前來說還是個未知數。
《環球》：近幾年一些上榜富豪因經濟問題落馬，成為人們口中的“問題富豪”，對此您有什么看法？
范魯賢：這些“問題富豪”有某種共性，從最早的經濟詐騙、權錢交易，到前段時期的非法圈地，再到當前資本市場的不正當運作，都是抓住一些所謂特殊機遇而發家的。
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市場國家，現階段財富積累的顯著特征是依靠市場價值，房市和股市是兩大推力。只要一個概念、一次重組，也許就可以融資上億元、上十億元，這種瘋狂的賺錢速度讓許多外國人都覺得很驚訝。在這樣的背景下，資本市場可以說已經成為富豪財富的一個放大器，億萬富豪可以一夜誕生。這種以“資本運作”發跡的“資本型富豪”，他們中一些人的部分財富是經不起追問的。
《環球》：有人說，對于中國現階段的富豪來說，留在榜上似乎比上榜更難。有些人把富豪榜比作“殺豬榜”。
范魯賢：(笑)我們福布斯制作榜單的一個精神就是“創造幸福”，而我們在各國家各地區發榜的初衷也更多地是出于對該國企業環境、民營企業家的關注，我認為無論是福布斯富豪榜還是其他的富豪榜，都只是一面鏡子，鏡子會反射陽光，也會留下陰影，當然我們更希望記錄陽光的財富榜樣。
中國有句古話“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現在公眾對富豪的關心更集中在財富積累的方式上，當然陽光下的財富會使人心懷敬意，但富人落榜這樣的事情哪國都有發生，黃光裕事件也不會代表中國的民營公司，更不代表他們在中國的影響，媒體應肯定民營企業的貢獻，而不應只關注他們的負面新聞。
《環球》：有人擔心，對財富的追逐會使人變得唯利是圖，成功的標準本該多元，但現今好像只剩下財富一個標準。您是否認可這一判斷？
范魯賢：我不認可這一判斷。我在2003年剛開始制作榜單時就想到該如何定義成功，比如家庭幸福、納稅多、員工多、受人尊重，等等。但許多幸福外人很難說得清，而財富多少相對容易量化。我們的財富榜就像是每年為富豪們拍的一張全家福，我們在記錄他們的成長。富豪榜上的每個企業家都有自己的創業故事，他們每個人，就像是一扇扇打開的窗，讓外界了解到中國的發展變化，也為即將創業的人提供了可以學習的案例。
《環球》：有人認為“仇富情緒”跟富豪回饋社會的努力不夠有著密切聯系，您認為呢？
范魯賢：中國內地原來的慈善事業主要依靠國有企業、國有機構和一些華僑。但最近幾年，很明顯的一個轉變是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家開始積極參加與慈善有關的機構和活動，很多上榜富豪踴躍捐助學校、貧困地區和窮人或做一些有創意的慈善回饋，這是近年來很明顯的一個變化。
我認為中國稅收政策應該積極鼓勵個人慈善活動，推動新的財富、慈善、社會責任等文化的形成，現在我們每年都會制作亞太地區慈善英雄榜，也是為了推動這種富豪回饋社會的氛圍形成。
“我們希望把富豪榜做得更可信”
《環球》：福布斯今后制作榜單，會否考慮對候選富豪的資金情況進行更嚴格的審查？
范魯賢：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國現在的民營企業上市的越來越多，資產透明度的情況也比以前改善不少，這方便了我們做調查統計，但對非上市資金的調查仍存在較大困難，比如黃光裕有上市的股份，也有非上市的股份，后者我們很難有一個較準確的估量。福布斯排行榜把企業的上市資產和非上市資產作為排行的主要依據，但之前對非上市股份看得比較保守。我認為中國民營企業家的一些非上市投資應該與上市的部分一樣有更高的透明度。
《環球》：福布斯制榜的一個依據是中國上市公司的財報。但有的公司并未上市，您又如何去了解企業家的財富？
范魯賢：原則上，公司財報應該是值得參考的。同時，我們還會找不同的渠道來咨詢，然后再做排行。比如騰訊這家公司，我們注意到有一家南非風險投資機構是它的大股東，于是就找到了該機構的負責人直接溝通。
《環球》：富豪榜在美國已經做了近百年，而在中國才剛剛起步，兩相比較之下，您看到有何不同？
范魯賢：剛開始的時候覺得在中國獲取企業的信息會更加困難一些，但是中國當前的經濟已經開始全球化，許多企業面對國際的競爭對手，或者跟國際公司合作，都會考慮到自己的形象。所以與大部分公司財務有關的咨詢，肯定會越來越透明，中國現在的制榜環境已經完善很多。
《環球》：中國現在對富豪榜的關注度不一。富豪榜作為一種產品，針對哪種需求和哪個市場，滿足誰的需要？
范魯賢：中國人看富豪榜，主要看本年度有哪些人掙了更多的錢，而外國人看中國富豪榜，是為了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情況。現在一般外國人看中國經濟，還是覺得國有公司是最重要的公司，但也逐漸認識到民營企業的重要性，不但重要，而且是慢慢成長壯大起來的一種力量，根據我們自己做調查，全球公司的領導人都希望對此有較多的了解，我們覺得富豪排行榜是一個工具，可以了解中國真正的、實實在在的狀況。
“中國人的創富基因是最好的”
《環球》：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近幾年中國富豪的面孔越來越多，您認為促成中國富人群體壯大的原因何在？
范魯賢：中國的富人階層在十幾年的時間內迅速崛起并成為社會主流的一部分，這個現象并不奇怪。中國是一個物質和人才資源非常富足的國度，這是中國富人階層產生的根本因素；而加入世貿組織之后，中國能夠越來越快地融入全球化、全球貿易環境日趨開放也為中國富人階層創造了有利的生存環境；再者就是有很多成功的海歸和華僑，為中國新一代民營企業家帶來了許多可供借鑒的創業模式，而這些新興的企業家群體能夠很好地抓住機會，敢于冒險，他們的創業精神也是很可貴的。
雖然今年中國經受美國金融危機影響，富豪財產集體縮水，但在這么多年的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中，個人資產超過10億美金的人數仍然是歷年最多的。30年的改革開放，給了中國民營企業一個穩定的社會基礎，30年前大學生擇業的理想去處是國營公司，而現在去民營企業的學生比例也逐年增大，擇業觀的變化本身就說明了中國民營企業的成功和可觀的發展前景。所以我堅信中國未來還會有更多的財富精英，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營企業家登上福布斯的榜單。
《環球》：您提到中國企業家群體的崛起以及由此帶來的人們對于創富激情的關注，這正是中國經濟當前的一個鮮明特征。您怎樣看待這種創業精神？
范魯賢：中國有著悠久的創富歷史和文化積淀，在很多外國人看來，中國人的創富基因是全球最好的，我們看重的不僅是中國人在90年代后勃發的這種創富激情，還有中國人骨子里那種很強的創富潛質。中國人遲遲沒有展示這股力量是因為之前缺乏一個有利的國內外環境去挖掘這種潛力，而改革開放就像開啟的閘門一樣，讓一些民營企業家去盡情釋放這種積蓄已久的能量。所以中國人的創富沖動是一次集體爆發，這是中國創富文化的覺醒和回歸，這一點從白手起家的富豪占中國富豪榜九成比例就可以看出。
我們今年就制作了第一份美國優秀華僑排行榜，有25位相當有實力的美國華僑。做這個榜單一方面是因為目前很多美國人想要積極發展中國市場，而華僑是中美之間的一架橋梁。另一個原因是在美國移民中，華人的創富精神是比較優秀的。
《環球》：中國富豪與歐美富豪相比，最大的競爭優勢和差距表現在哪里？
范魯賢：與歐美相比，中國富豪最大的競爭優勢就是擁有相當于美國三倍的無可匹敵的市場規模，而且中國國內優越的經濟發展環境也是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中國民營企業家很幸運地成長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另一個就是年齡優勢，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的平均年齡為49歲，而美國為65歲，正所謂后生可畏，中國富豪發展的空間還是很大的。
但也應該看到與歐美富豪的差距所在，這可以由一組數據表現出來，在2008年的美國富豪排行榜和中國富豪排行榜中，美國首富資產為570億美元，中國首富是30億美元；美國上榜的400位富豪總資產為15700億美元，而中國只有1720億；美國前400位中，資產最少的是13億美元，中國為1.8億。無論是個人財富還是集體財產總量，與美國富豪的差距還是很明顯的。
《環球》：那從當前中美富豪的主營產業來看，能夠看出中美富豪創富階段的不同特點嗎？
范魯賢：從產業結構來說，由于中美經濟發展的階段不同，中國仍然是制造業為主的國家，而房地產行業是民營企業較早介入的一個領域，所以福布斯榜單中的中國富豪大多是出身房地產和制造業，而美國富豪則多數來自軟件、網絡等高科技行業和娛樂文化產業。
《環球》：中國富豪榜今年已是第十個年頭，而許多富豪位置很少發生變動，這樣會否讓公眾感到厭倦？
范魯賢：這20年來，有1300多個美國企業家榮登過福布斯排行榜，但只有當中的一百多名從來沒有離開過。而每年的全美富豪四百強榜單也只發生很小的變動，但媒體會格外關注那些新上榜的富豪，因為這往往意味著新的市場機會。每個人都有上榜的機會，只要你努力，或許下一個就是你。(記者鄧喻靜實習記者李會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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