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1年，一個葡萄牙商人在一篇論文中寫到：“它（白銀）在全世界到處流蕩，直至流到中國。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三百多年后，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把他寫入了那本在1998年轟動世界學術界的《白銀資本》，并用之來論證至少在1800年之前，中國都是當時世界貿易和經濟的中心。
金融中心取決于金融市場的博弈
據其估算，僅在1500年到1800年的三百年間，美洲和日本開采的白銀有一半流入了中國，購買中國的工業品，而中國則用這些資金來發展國內經濟。他還接受了另一位經濟學家的觀點，認為到1820年前，中國GDP總量一直徘徊在世界總量的20%到30%之間，全球任何一個其他經濟體都無法比擬。
盡管他并沒有提及當時世界性的金融中心，但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在1609年成立了歷史上第一個股票交易所。發達的金融市場使阿姆斯特丹繼此前的威尼斯之后，在17世紀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并使得荷蘭成為當時的世界海上霸主。此后，英國倫敦和美國紐約相繼憑借其資本市場，崛起成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并一直引領風騷至今。
在總結世界金融中心變遷的歷史時，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祁斌曾總結說，金融中心的博弈取決于金融市場的博弈，資本市場則在金融中心的博弈中舉足輕重。
回顧中國近代史，盡管圍繞中國在1800年之前是否為世界經濟的中心頗有爭議，但20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則為世人所公認的遠東金融中心。當時，上海不僅有遠東地區數量最多的銀行、保險、信托公司等各類金融機構，亦以發達的金融市場著稱。
誠如祁斌指出的那樣，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金融市場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國家經濟的強盛。而在最近的20年中，倫敦在與紐約爭奪頭號世界金融中心的較量中，這一規律也再次顯示。主要通過1986年以金融自由化為特征的第一次金融“大爆炸”和上世紀90年代末以混業監管體系為核心的第二次金融“大爆炸”，英國倫敦成功地使自己的金融市場煥發出活力和競爭力。2006年底的調查顯示，倫敦證券交易所(LSE)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國際化的證券交易所，它不僅是歐洲債券及外匯交易領域的全球領先者，還受理超過三分之二的國際股票承銷業務。
而除了資本市場，倫敦在其他金融交易市場領域也同樣出色。倫敦占跨境銀行信貸的市場份額從1992年的16%上升到20%，同期的外匯市場交投總額份額從27%升至31%。倫敦在國際債券二級市場的份額達到70%。在迅速增長的信貸衍生產品市場，倫敦的份額則約為45%。這些因素使得倫敦在次年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超過紐約，位列第一。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曉求也指出，資本市場業已成為現代金融業的核心，從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脈絡可以看到，沒有發達的資本市場，成為全球金融中心幾乎不可能。而通過發展資本市場不僅能夠有效帶動其他類型金融市場的發展，更能進一步促進經濟的繁榮。
進一步發展金融市場是當務之急
由此可見，中國要想建設世界性的金融中心，當務之急是進一步發展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各類金融市場。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的2年中，通過股權分置改革以及與中國良好的經濟增長相互動，A股市場已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新興市場之一。僅以去年前10個月計算，上海證券交易所籌資總額在全球證券交易所的排名中即位列第六，IPO排名第二，僅次于紐約證券交易所。這也由此引發了英美證券交易所爭相吸引我國企業到其上市。
盡管如此，但與英美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的程度還遠遠不夠。不僅股票市場的容量還有待進一步提升，債券市場的發展更是大幅度落后。受制于基礎金融市場的不足，相關的衍生品市場建設亦只能緩慢推進。
上海金融辦主任方星海即指出，在構建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中，上海其實并不缺金融人才，關鍵是一個開放、創新、市場化的環境。目前上海金融產品太少，創新太慢，競爭不夠充分，這限制了金融人才來上海工作。
而制約市場發展的關鍵依然是金融制度的改革，以及人民幣的自由兌換等。方星海表示，只要保證上海成為人民幣金融中心，一旦人民幣完全可兌換，上海就自然而然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曾任倫敦金融城市市長的彼得·列文此前指出，考量一座國際金融中心，至少有四大“硬件”：貨幣自由兌換、衍生品市場的建立、能引導市場的信息、有效的政府監管。與此對照，顯然有些“硬件”需要國家層面的許可和開放，比如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和衍生品市場的建立。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國際金融中心的構建之路也許更多需要從金融市場的建設角度著手，盡量使金融市場的資源集中于一地，以提高金融市場的效率和深度。與此同時，推進混業經營，提高交易系統的IT程度，并完善監管亦是打造國際性金融中心的必要工作。事實上，總結倫敦金融城近年來的重新崛起，有效且適度的監管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強大的經濟實力，未來上海更易成為繼倫敦和紐約之后的另一個8小時時區的全球性金融中心。
中國金融業的“雙向開放”
最近5年，是值得歷史銘記的5年。這期間，保險業率先對外開放，成功地實現了與國際金融市場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截至2007年底，已有15個國家和地區的43家外資保險公司在華設立134個營業機構。此后，銀行證券保險各類QDII全面開閘；中國銀行業在2006年末也兌現了全面開放的承諾。
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雙向開放、平衡發展”是中國金融業與世界金融市場聯通的基本態度。據銀監會統計，截至2007年底，在華外資法人銀行26家，外國銀行分行117家，中資銀行引進境外機構投資者33家，投資總額212.5億美元，外資銀行在華資產總額1.25萬億元。銀行業金融機構累計利用外資余額為823.2億美元。
同時，截至2007年末，我國共有5家中資銀行控股、參股9家外資金融機構，中資銀行業金融機構在海外設立60家分支機構，海外總資產達2674億美元，略大于外資銀行在華資產。海外總資產比上年增加406.1億美元，增長18%。
在證監會的監管與協調下，證券業履行了包括允許外國證券機構直接從事B股交易，允許設立中外合資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并從事相關業務等在內的證券業對外開放的各項承諾。截至2006年11月，中外合資證券公司共有8家，中外合資基金公司共有24家，有4家外資證券機構駐華代表處成為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特別會員，分別有39家和19家境外證券經營機構在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直接從事B股業務。
此外，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制度不斷推進。截至2007年年末，管理部門共批準了59家機構的QDII資格，其中，銀行23家，保險公司20家，基金管理公司12家，證券公司4家，合計批準的QDII額度為455.88億美元。繼中國外匯交易中心與芝加哥商業交易所開展合作后，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和上海證券交易所也先后與外資機構展開了有效合作。
中國金融崛起改變世界格局
2006年以前，幾乎不會有人相信，中國的銀行能夠進入世界前10。但就在2006年，工行、中行、建行同時躋身世界銀行總市值10強。世界銀行業的格局正隨著中國銀行業的崛起而重新洗牌。
《中國資本市場研究報告》評價說，2006年世界銀行業的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通過并購重組后的歐洲銀行已經在世界銀行業中站穩了自己的位置，美國銀行業的地位雖然相對穩定，但從資產總額和總市值看，已經受到了歐洲和中國銀行業的挑戰。相對日本銀行的衰退，中國銀行業的崛起為亞洲在世界銀行業的競爭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而正在高速成長的中國銀行業，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對世界銀行業發起挑戰，并且改變全球銀行業的格局。
其實不僅僅是銀行業，中國入世以來所釋放的強大能量，正改變著世界經濟以及金融格局。正如境外媒體評價的那樣：“中國對當今和未來的全球秩序發揮著重要影響”，“中國已不再是大國桌邊的客人，它將永遠屬于這個圈子。”
隨著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的提高和投資者的國際化，中國與全球資本市場的聯動性也越來越強。有分析顯示，中國資本市場與全球主要資本市場在2005年之前都不是顯著相關，而且在2000年－2004年時，與美國道瓊斯指數和日經指數是負相關關系。而2005年－2007年，我國資本市場與美國道瓊斯指數的相關系數達到0.46，與我國香港恒指的相關系數達到0.43的水平，與日本和倫敦市場的相關系數也都在0.15之上。
當然，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也使得中國本土的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難度加大。周小川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應充分注意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速度，要深刻認識到中國的國情，因為這些因素將影響目前所實行的政策框架和理論基礎，中國需要根據實際情況不斷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
全球環境惡化期待協調機制
而事實上，由于次貸危機所帶來的美國經濟走勢放緩，正在或多或少地影響中國的進出口。這種聯動性，還直接影響著中國的外匯儲備增速、流動性狀況等一系列經濟問題。為應對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市場波動所產生的不利影響，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不同程度地放松了貨幣政策。
受次貸危機影響，全球匯率市場波動劇烈，美元兌主要貨幣出現較大程度的貶值，資本市場不確定性增大，全球流動性過剩局面有所改變。各國政府被迫聯手進行干預，美、歐、日、澳的央行對全球金融體系累計注入超過3000億美元，但全球信用緊縮的狀況仍然存在。
而業內人士指出，美國次貸危機對世界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的影響不可低估，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將有所調整。發展中國家受內需增長和貿易順差支撐，經濟增長相對持續，但資產泡沫的問題將加大經濟的波動性。受美國金融市場信心危機和國內通脹壓力的影響，中國銀行業將面臨挑戰。信用風險成為首要風險，市場風險已經是現實風險，流動性風險則是必須關注的風險。在次貸危機結束，對發達金融市場投資再次開始之前，發展中國家可能面臨更為嚴峻的宏觀經濟挑戰。
為此，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日前在大英博物館發表演講，呼吁世界各國監管機構面對最近的金融動蕩，應迅速采取協調行動。他同時建議各個金融機構和投資者要負起管理風險的責任和義務，應強化各國的監管機制，在地區和國際范圍內緊密合作，高效并有效地互換信息，防范風險及其蔓延。
此外，為防備因次貸危機擴散而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并確保亞洲金融、貨幣、匯率體系的穩定，日前中日韓和東盟聯合發起了一項初始規模為8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基金。
國際金融中心已日趨多極化
美國盡管仍舊保持著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但隨著歐洲一體化的深入而導致的歐洲金融業的再度繁榮，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正是由于新興市場國家不僅總量上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逐漸提高，而且其增速也遠高于發達國家的增長水平，國際金融中心多極化的趨勢已不可逆轉。
對此，專家認為，我國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步伐也應隨之加快，如果機會把握得好，中國也有望成為全球金融中的一極，而目前中國良好的發展態勢也正為中國提供著難得的機會。
在發達國家主導世界經濟的環境下，新興市場國家加快了經濟增長的速度，中國和印度就是最好代表。中國保持了長達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年均增長率在9%左右，2006年時已是世界第四位經濟大國。新興市場國家不僅總量上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逐漸提高，而且其增速也遠高于發達國家的增長水平。因此，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已經確立。
業內人士指出，當前，對中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來說，繼續穩妥推進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進一步促進金融市場的改革與發展是當務之急。為此，專家也建議說，在繼續推進金融機構改革開放方面，首先要提高法規和政策的透明度，創造公平和可預見的市場環境，拓寬境外機構在境內的融資渠道，繼續推動合格境外機構參與國內金融市場的投資活動。
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則提出，資本市場領域的對外開放必須積極穩妥，循序漸進。證券業和資本市場開放步伐，應該與整體經濟開放相適應，與整個金融市場開放相配合，和外匯體制的改革相協調，開放程度應該與市場的發育程度、監管能力、經濟發展水平相一致，要注意開放的程度、速度與市場可承受程度相統一。
中國金融業機遇和挑戰并存
全球經濟發展的動態表明，“不確定”因素是我們當前經濟、政治發展中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征。而“今年是最困難的一年”，也難在“不確定”上。對外而言，中國如何應對次貸危機所帶來的全球經濟放緩？中國如何在出口放緩的情況下，保證GDP的持續高速增長？中國如何更好地融入世界經濟的大環境中？
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隨著銀行、證券、保險之間的業務交叉、跨業經營不斷增加，以及國外金融資本的不斷進入，現有的銀行監管體制也面臨挑戰。為防止監管重復和監管真空，當前需要站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和金融安全的高度，從改進監管協調機制、完善主監管制度等方面進一步改革現有的金融監管體制。
此外，與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所提出的要求相比，與處于類似經濟發展階段的其他新興市場相比，以及與境外成熟資本市場相比，中國資本市場在許多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從市場規模、結構到市場效率，從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到證券期貨服務機構的管理水平，從交易所競爭力到各種基礎設施的效率，從法律法規的完備性到執法的有效性，都存在著嚴峻的挑戰。證監會官員也坦言，中國的資本市場整體規模有待擴大、結構有待完善；市場機制有待進一步健全，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上市公司整體實力有待提高，內部治理和外部約束機制有待完善；證券公司綜合競爭力較弱；投資者結構不合理，機構投資者規模偏小，發展不平衡；法律、誠信環境有待完善，監管有效性和執法效率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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