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于加快推進行業協會商會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現職公務員不得在行業協會、商會兼任領導職務，確需兼任的要嚴格按有關規定審批。(中國新聞網6月6日)
雖然《公務員法》對公務員兼職有著明確的禁止性規定，但也僅限于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而對于公務員在事業單位或者社會團體的兼職行為，法律只設定了“經有關機關批準”和“不得領取兼職報酬”的限制條件。所以，從法律層面看，《公務員法》并未明確禁止公務員在行業協會兼任領導職務。從這個意義上講，《若干意見》的出臺，其實是對公務員兼職許可的“禁止性規定”。
不過，法律沒有明確禁止公務員在行業協會兼職，并不意味著這一法理上的禁止要求，沒有在實踐中付諸實施。即便在《公務員法》沒有正式制定實施以前，隨著法治政府和有限政府的不斷推進深入，從中央到地方，都曾經展開過轟轟烈烈的清理“公務員兼職行業協會”的運動。但吊詭的是，直至今天還需要通過行政命令對此行為三令五申，其實反襯出公務員在行業協會兼任領導職務的現象依然嚴重。
清理公務員在行業協會兼職的預期目標，總是遭遇“雷聲大雨點小”的尷尬，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印證出以行政命令來“去行政化”的缺陷。禁止公務員在行業協會兼職僅僅是手段，目的在于防范行政權力對行業協會的干涉，最終解決行業協會行政化傾向嚴重以及依賴政府等問題。一個“去行政化”的目標，由行政化的命令來主導，多少有些迫不得已。
現代法治的一項基本原則就是，遏制行政權力，讓帶有“全能”和“無限”傾向的行政權力，在市民社會的興起、行業協會自治管理等第三方力量的制約下，成為“有限的權力”、“有限的政府”。
所以，行業協會獨立于政府的關鍵，不在于政府能否順利地通過禁止性規定，杜絕公務員在行業協會兼職的現象，而在于限制行政權力，并通過市民社會的完善發育和社會自治力量的成長，以“集體的力量”來對抗可能隨時處于失控狀態的行政權力。一個通過自治發展壯大起來的行業協會，自然不會依賴政府，更會對公務員的兼職企圖明確地構筑起“謝絕進入”的防火墻。
現實是，長期以來社會過于依賴國家和行政權力所導致的“大國家，小社會”格局，在塑造著無所不能的行政權力的同時，也壓縮著社會自我發展的必要空間。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即便是自治的訴求，也要從行政權力的威權式命令中尋求正當性理由和可執行的依據。這樣的社會自治，其實是一種加劇行政權力“無限全能”的催化劑。
中消協苦心孤詣地爭取到財政資助的尷尬，恰恰就是行政權力過于強勢之下的必然現象。其對自治的放棄，印證了行政權力對社會資源的壟斷，而這才是“政會不分”的癥結所在。(志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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