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刊》：從?1951?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yè)算起，您參與和見證了?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前?27?年和之后?40?年的國家重大建設。也見證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ǎn)力” 的“第一”，以及知識分子“要從文化大革命時的‘老九’提到‘第一’”的“第一”。這兩個“第一”到底是怎樣體現(xiàn)在國家的建設中的？或者說，科學技術或腦力勞動的作用，究竟怎樣體現(xiàn)在我國的建設中？

何祚庥：最近我剛剛寫了一篇短文，說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是“相輔相乘”的關系。注意，不是“相輔相成”，而是說“相輔相乘”。或者說，適用于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相互關系的不是加法，而是乘法。怎么講呢？我們簡單而言，舉一個大家熟知的故事——《三國演義》里的“火燒博望坡”。博望坡在現(xiàn)在的河南省南陽市方城縣，公元?202?年，曹操派大將夏侯惇、于禁、李典進攻駐防在新野小城的劉備。當時劉備軍只有不到一萬人，而曹操大軍則有十萬。在這種情況下，諸葛亮氣定神閑毫無懼色，他將戰(zhàn)線后撤，選擇在博望坡與曹軍對峙。誘敵深入，以火燒之。博望坡一戰(zhàn)，關羽和張飛率領的劉備主力軍五千人，打敗了曹操十萬大軍！那么，這個賬就很簡單，諸葛亮的指揮能力對戰(zhàn)爭的貢獻，可以說是將軍隊的戰(zhàn)斗力，即“效用”，從五千擴大了?20?倍，也就是五千的人馬卻發(fā)揮了十萬人的“效用”。那這?20?倍的貢獻，就是我們這些“知識分子”的功勞。

所以我說，效用=勞動×知識。首先，二者是合作互補的關系，缺一不可。沒有諸葛亮運籌帷幄，五千對十萬的仗是沒法打的；沒有關羽和張飛等將士的上陣殺敵，曹操大軍也是趕不走的。所以，毛主席說，“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nóng)群眾相結合”。沒有兩者的結合就沒有“效用”最大化，甚至沒有“效用”。其次，也是最為關鍵的，所謂勞動和知識的“結合”，是說這兩者應是“相乘”的關系，而不是相加或其他的關系。也就是說，知識對于勞動有一個乘數(shù)增長的放大作用。所以，通過這個簡單的故事，我們就看到了知識的力量，那到了近現(xiàn)代其中最重要的“知識”，也就是“科學技術”。而因此，在“效用=勞動×知識”，這樣一個公式中，也就體現(xiàn)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chǎn)力”了。

我們現(xiàn)在正在繼續(xù)前進，希望能建立一個把科學技術或知識分子的貢獻也計量在內(nèi)的馬克思主義的新政治經(jīng)濟學。當然，我們還需要感謝《中國科學院院刊》，在?2016?年?8?月的《中國科學院院刊》上，曾刊登了由我所寫《必須用時代化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指導當代政治經(jīng)濟學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長文，就是討論這一新的理念的初步研究的。謝謝《中國科學院院刊》對我的采訪和報道！

 （何祚庥    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1927年出生于上海，1951年畢業(yè)于清華大學物理系。1951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任干事。1956年起先后在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二機部九院、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研究員、副所長等職務。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81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第一批理論物理專業(yè)博士生導師。1993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第五批科學技術哲學專業(yè)博士生導師，并在北京大學招收科學技術哲學專業(yè)博士研究生。曾任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早期從事粒子理論、原子彈和氫彈理論的研究，并關注科學領域中的哲學問題，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科學方法論研究事業(yè)的早期開拓者。近十幾年來關注社會現(xiàn)實問題，曾就科技政策、教育政策、文藝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若干理論問題，特別是當代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重大科學技術問題、經(jīng)濟學理論問題等進行了深入研究，并發(fā)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