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因何要扮演“積極引領，有限擔當”的角色

關于領導者角色，首先要有一個明確的界定或理解。領導者具有壟斷地位、主導地位、引領地位、貢獻地位、參與地位等多種層次。“冷戰”期間美蘇爭霸，競爭主導權；“冷戰”結束后的單極世界，美國具有相當程度的壟斷地位。顯然，中國不具備“超級大國”的地位和思維，但是立場堅定，貢獻有力，走在前面，具有引領者地位。這也就意味著，中國的領導者地位，不會是去主導，更不會尋求壟斷。即使是經濟、政治、軍事具有壟斷和主導地位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沒有也不可能承諾資金、技術和“大躍進”式的減排目標，中國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必要在資金、技術上填補美國退出留下的空缺。一方面，資金、技術的需求是無限的，無償捐贈，多多益善。中國不可能滿足這一“無限”的需求。另一方面，新中國成立后進行了“國際主義”援助，對外出錢、出力、出人，不可謂不竭盡全力，最后效果并不理想。

中國作為氣候進程引領地位的領導力，可以借鑒美國，授之以道為要，授之以漁次之，授之以魚再次。授之以魚，主要是宣介“魚”的存在和機遇。授之以漁，主要是傳播捕“魚”的方法。授之以道，主要是開導轉觀念、轉方式、自主創新。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并不是靠發達國家的經濟援助實現的，實際上，發達國家的無償援助十分有限，美國在?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以后，就斷絕了對中國的官方援助。真正推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是改革，是市場。因此，給錢給物只能是少量的、次要的；關鍵是價值理念和市場機制的構建。即使對于發達國家，《巴黎協定》也沒有明確規定有法律約束意義的“絕對”擔當。不論是減排目標還是資金貢獻，不僅具有資源屬性，而且具有市場屬性。例如資金，就包括了私營企業的參與和貢獻。

盡管歐盟不具備主導地位的領導力，但是歐盟的引領者地位的領導力是確定的。印度作為發展水平相對滯后、排放需求巨大的新興經濟體，在推進《巴黎協定》進程上，是有話語地位的。印度和其他相對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在資金、技術得不到具體承諾和兌現的情況下，不會像美國那樣退出《巴黎協定》。但是，他們會表明訴求，相應減緩《巴黎協定》的落實進程。從這一實際情況看，國際社會也不應該期望《巴黎協定》的執行勢如破竹，一日千里，順利實現。

作為世界唯一具有一定壟斷地位的主導國際治理進程的國家，美國不可能放棄對氣候治理的領導權。美國明確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的情況下，在公約機制外啟動了“亞太伙伴關系”機制對沖“京都機制”；作為公約締約方保留在《京都議定書》締約方會議的話語權。也就是說，盡管美國不是《京都議定書》締約方，卻也沒有放棄《京都議定書》執行的領導權。面對中國、歐盟和許多其他國家的堅定立場和意愿，《巴黎協定》的執行必然比《京都議定書》更為有效。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可能想象美國會主動退出國際氣候治理的領導地位。可以預見，在未來的氣候談判中，美國會以類似于其《京都議定書》的某種參與形式繼續參與。在適當的時候，美國會回到“巴黎氣候進程”。這一時間可能是特朗普任期屆滿，甚至有可能提前。考慮到美國的這一實際情況，中國的選擇也應該是無限責任有限擔當，順勢努力積極作為。

中國如何扮演“積極引領，有限擔當”的角色

綜上所述，中國作為氣候進程引領者，關鍵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這包括：（1）推進綠色低碳、生態文明轉型發展進程和實效；（2）積極主動履行中國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推進《巴黎協定》目標的實現；（3）積極開展雙邊、多邊合作，提供道義領導，推進國際氣候制度的完善；（4）注重與全球治理的實際或潛在主導者、引領者、中堅者、協力者形成聯盟，求同存異；（5）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和前提下，通過亞投行、金磚國家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提供具有市場前景的資金，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低碳發展、應對氣候變化。

從上述分析看，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不會對“巴黎氣候進程”帶來顛覆性的破壞，反而可能有助于增進國際氣候進程的其他引領者、中堅者、協力者和參與者的共識，強化立場。但也要看到，不論特朗普退與不退，《巴黎協定》所規定的進程不可能一帆風順，不可能毫無阻力、毫無懸念、毫無困難地實現目標。中國作為全球氣候治理的引領者，不必自我拔高去充當主導者，也不必自我降格以求隨大流。（作者：潘家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