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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五”:結構性改革的重大任務
“十三五”轉型發展,挑戰與機遇并存,關鍵取決于改革的選擇;取決于結構性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適應經濟轉型的需求與趨勢破題發力;取決于能否以結構性改革破解經濟轉型的結構性矛盾;取決于盡快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舉措?!笆濉钡摹稗D型發展”,就是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進程,打破經濟轉型的政策與體制性掣肘。這個過程,必然伴隨著放松管制、簡政放權、擴大對外開放等重大改革舉措。這就需要正確處理好市場、企業和政府的關系,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進一步激發企業活力,加大更有效的制度供給,以實現經濟轉型的實質性突破。
1.服務業市場開放是結構性改革的“重頭戲”
從現實情況看,當前服務業供給瓶頸矛盾突出,根源不在于國內資本缺失,而在于服務業行政壟斷、市場壟斷的特點仍然突出,市場開放程度較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頭戲”在于推進服務業的市場開放,并由此充分釋放市場的活力與空間。
(1)從工業市場開放到服務業市場開放是大趨勢。改革開放以來,工業領域的市場開放在推動我國工業化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笆濉保瑹o論從新一輪全球自由貿易的大趨勢看,還是從國內經濟轉型升級的客觀要求看,服務業市場雙向開放是大勢所趨:一方面,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自由貿易進程正在提速。“十三五”,我國要形成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開放型經濟新格局,需要有序擴大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另一方面,把握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大趨勢,關鍵是以服務業市場開放為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
(2)服務業市場開放滯后是市場化改革的“突出短板”。多年來,由于市場開放的重心主要在工業領域,服務業市場開放滯后成為市場化改革的“突出短板”。“十三五”推動市場化改革,重點是服務業領域的市場開放??偟目矗壳暗姆諛I市場狀況大體可以概括為“三低一高”。
——服務業市場化程度低。
——服務業對外開放的程度較低。
——服務型經濟水平低。
——服務價格高。
(3)服務業市場開放是市場化改革的“最大紅利”。
——服務業領域社會資本投資增速將超過工業。
——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中社會資本投資占比過半。
——服務業市場開放將給社會資本帶來巨大的投資空間。
(4)服務業市場開放牽動影響轉型發展全局。形成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需要通過服務業市場開放,形成有效投資;形成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格局,需要通過服務業市場開放,擴大服務供給能力;推進雙邊、多邊自由貿易進程,需要有序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并通過服務業市場的雙向開放,形成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開放型經濟新格局。就是說,落實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開展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行動”,關鍵在于盡快制定“十三五”服務業市場開放的行動計劃。
(5)實現服務業市場開放的重大突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工業領域放開市場,引入競爭,從而有效做大了工業“蛋糕”?!笆濉?,通過開放服務業市場做大服務業“蛋糕”,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課題。
——打破服務業市場的行政壟斷與市場壟斷。
——推進服務業市場的便利化改革,使社會資本成為現代服務業發展的主體力量。
——全面放開服務業市場價格,以形成統一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
(6)以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為重點加快公共服務業市場開放。從國際經驗看,公共服務的契約化、社會化、市場化是一個大趨勢。這就要求充分利用市場力量、社會力量擴大公共服務供給。適應13億人公共需求變化的大趨勢,要把形成多元供給主體、多元競爭主體作為發展和完善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基本目標,爭取使政府采購規模占財政支出比重從2014年的11.4%提高到2020年的15%~20%,服務類占政府采購總額比重從2014年的11.2%提高到30%左右[遲福林.以轉型改革加快“十三五”服務型經濟發展[N].光明日報,2015-10-28.]。
(7)推進服務業市場開放的相關政策調整?!笆濉毙纬煞諛I為主導的產業結構,需要盡快消除服務業發展的某些不合理政策,實現服務業與工業政策平等。
——加快調整服務業與工業用地政策。
——以促進服務業市場開放為導向加快稅收政策調整。
2.以優化企業發展環境為重點的結構性政策調整與結構性改革
經驗證明,市場經濟條件下,供給革命的主角是企業和企業家。企業既是經濟轉型的主體,也是推動結構性改革的主體。從現實情況看,企業發展的環境總體并不寬松,不僅一些國有企業開始陷入經營困境,而且一些民營企業也面臨著諸多的困難。為解決經濟結構調整中企業、尤其是實體經濟的困難,十八屆五中全會要求“優化企業發展環境,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應當說,在當前經濟轉型的特定背景下,需要把優化企業發展環境、激發企業活力、倡導企業家精神作為結構性改革優先解決的重大問題。
(1)經濟轉型時期優化企業發展環境具有緊迫性。從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與經濟風險因素增多的情況看,未來1~2年,并不是大規模進行企業改革的最佳時期。在這種情況下,要努力尋求短期應對危機與中長期轉型相結合的有效路徑。例如:加快企業結構調整,優化企業的技術結構、產品結構和組織結構,促進企業轉型升級;加快發展新興企業,要以信息產業為重點,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發展適應企業轉型升級的新興產業;鼓勵引導企業兼并重組,對“僵尸企業”要建立差異化處置的甄別機制,對確實需要淘汰的企業,要逐步退出市場,以降低經濟社會風險。
(2)重在優化企業轉型與改革的經濟社會環境。例如,全面實行負面清單制度,保證各類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保證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創新收益,提高企業創新的積極性;形成企業兼并重組的市場環境;部分行業企業產業集中度低,導致行業惡性價格競爭、重復建設嚴重,有效去產能的辦法是通過做優、做大、做強企業來提質增效。
(3)“激發企業家精神,依法保護企業家財產權和創新收益”。在市場經濟中,“企業是企業家的企業”。沒有一個優秀的企業家,就很難產生一個競爭力強的企業。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激發企業活力,首先是激發企業家精神。這就需要盡快建立并完善有利于創新型企業家的選拔機制、培養機制、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依法保護企業家財產權和創新收益,形成企業家健康成長的寬松環境。
3.以監管轉型為重點的簡政放權與結構性改革
我國仍是一個轉型大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釋放市場經濟活力,有效地發揮政府作用。從實際情況看,激活市場、激勵企業關鍵是以監管轉型為重點縱深推進簡政放權改革。當前,在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尤其是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背景下,需要的是加大放權、減權的力度,需要的是進一步開放市場,激發市場活力,嚴防“把市場關進權力的籠子里”。
(1)向企業“放權”要有新突破。著眼于激活市場、解放企業,不僅要“放權”,還要實質性“減權”。
——借鑒國際商事制度經驗,全面實施企業自主登記制度。
——適時取消企業一般投資項目備案制。
——以公平競爭政策取代產業政策。
(2)市場監管體制轉型要有新舉措。過去以行政審批取代市場監管的傳統模式增大了企業的制度成本,并且難以確保監管的有效性。著眼于“降成本”與增強監管的有效性,需要建立統一的、綜合性市場監管機構。
——實現行政審批與市場監管嚴格分離,以保障市場監管機構的獨立性、權威性、專業性。
——調整優化市場監管的行政權力結構。
——形成政府與社會協同的市場治理新格局。
——推進市場監管的法治化進程。
——以大數據為重點創新市場監管方式。
(3)簡政放權重在確立以人為本的公共服務理念。經濟轉型升級的根本目標是促進人的發展。無論是釋放13億人的潛在消費需求,還是形成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都要立足于人的發展。在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今天,告別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使各級政府真正成為公共服務的主體、市場環境創造的主體。這既是社會各方面的期待,也是“十三五”時期政府在轉型改革中應當承擔的歷史責任和歷史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