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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記者王虔拍攝 |
遲福林明確指出,中國未來5~10年的轉型與增長,不僅對中國中長期發展具有歷史性影響,而且對世界經濟的再平衡與恢復增長也將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從經濟增長的長周期看,未來10年,盡管國際市場有可能繼續動蕩與萎縮,中國經濟仍將處于上升的通道。中國并不缺乏新的增長點。例如,城市化率和服務業比重至少還有10~20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這可以為中國經濟在未來20年保持8%左右的增長提供重要支撐。
在談到“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時,遲福林指出,快速增長是好事,但把握不好,也有可能出現“成長陷阱”,即經濟的快速增長不僅沒有帶來多數人福祉的增加,反而積累和造成大量的社會矛盾。
遲福林闡述了三點看法:
首先,增長不等于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在研究防止增長主義導致“成長陷阱”
遲福林指出,增長不等于發展,增長不能代替一切,尤其是不能用階段性的經濟增長掩蓋中長期發展的結構性、體制性問題。一句話,我們需要增長,但不要“增長主義”。
他提出,增長只是提供了解決問題的基礎和條件,但并不會自動解決所有問題。當前,總量擴張思維成為許多官員的普遍理念,形成了值得嚴重關注的“增長主義”傾向:以追求經濟總量為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主要途徑;以土地批租和發展重化工業項目為主要特點;以行政干預和行政推動為主要手段。這種增長方式在推動短期內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帶來了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重大隱患。
還有,“增長主義”更多依靠短期性政策工具來刺激增長,忽視中長期目標的實現。中國的“十五”規劃提出,居民消費率要提高到50%,由于實踐中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經濟增長速度上,居民消費率不僅沒有提高,反而持續下降,到2010年時僅為33.8%,降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十一五”規劃的服務業增加值和服務業就業比重、研發經費占GDP比重等重要的結構性調整目標均未能如期實現。未來5年,如果經濟轉型不到位,消費率還有可能走低。這樣,我們將面對更為嚴重的系統性風險,積累的過剩產能就有可能被迫以經濟危機的形式強制性地清理,由此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
遲福林認為,當前“增長主義”的理念還相當普遍。簡單地把發展等同于增長,“發展是硬道理”在實踐中常常被扭曲為“GDP是硬道理”。判斷未來5~10年的中國增長前景,重要的不是預測經濟總量何時能超過美國,不是何時能進入“高收入水平”國家行列,而是要考慮普遍存在的“增長主義”理念怎么扭轉?由“增長主義”帶來的結構扭曲怎么校正?體制改革如何突破?
其次,政府不能替代市場,任何其他工具都不能取代市場機制在增長體系里的基礎地位
中國進入發展新階段,為什么GDP增長主義的影響仍然比較突出?遲福林認為,其土壤是經濟生活領域的政府主導。在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仍然在一些重要的經濟領域以政府主導替代市場主導,不可避免地會積累大量的經濟社會矛盾。
遲福林指出,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場。中國改革開放30年最重要的經驗是“解放市場”,通過市場基礎性作用的發揮,創造出計劃經濟時代無法比擬的經濟活力和經濟效率。當前,經濟生活領域存在的諸多矛盾與問題,大都與政府主導有直接關系。長期下去,會形成弱化市場的傾向,甚至有可能使某些計劃經濟因素復歸,造成市場化改革停滯、甚至倒退。
他還認為,防止政府失靈與防止市場失靈同等重要。市場自身存在失靈,存在缺陷。彌補市場失靈是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但政府自身也存在失靈,不能以失靈的政府來替代失靈的市場,也不能將政府轉型不到位形成的“政府主導”與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有效干預劃等號。中國轉型經濟中的有些市場失靈,就源于政府失靈。應當既要防范市場失靈,更要防范用失靈的政府來替代失靈的市場。
遲福林提出,要堅持經濟生活中的市場導向改革。國際金融危機發生這幾年來,中國政府加大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力度,是適應了反危機的客觀需求。問題在于,某些方面的政府干預有所擴大,并超出了合理程度。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是要在經濟生活領域堅持市場主導的基礎上發揮政府作用,而不是在政府主導的基礎上發揮市場作用。在經濟領域堅持市場主導,防止權力與市場結合,防止行政壟斷,防止特權經濟,有利于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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