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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對勞動力市場的分析中，新獲諾獎者也提出了“政府的干預政策能不能使市場更為有效運作”的課題。李才元認為，西方經濟學的前提和基礎強調“理性人”、“經濟人”，但危機使人們認識到，經濟生活中如果沒有“道德人”參與，最終結果一定是崩潰。在這方面，中國經濟學家們在理論和實務兩個層面，都應該有很大空間可以有所建樹。在這個意義上說，“能不能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還重要嗎？這是人類智慧共同的繼承和創造。”
不過，中國本土經濟學家看淡諾貝爾獎，并非不注重自我反思。
經濟評論人士崔宇認為，中國經濟保持長期高速增長是一個待解之謎。誰能解釋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誰就能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目前似乎并沒有一套解釋中國奇跡的完整理論。這中間，中國經濟學科研和評估體制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傾向是重要原因。
他認為，相比物理和化學等領域的科學家而言，在有中國生活背景的華裔經濟學家和中國本土經濟學家身上，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中國文人的色彩更濃，他們的“通病”是文人相輕、愛面子、浮躁、機會主義和功利主義等，這使得技術性強、并偏重基礎理論的諾貝爾獎常常與中國經濟學家擦肩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