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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Flash播放器主持人邁克爾·艾略特：在多倫多有一種承諾，我不想在這個方面講十分鐘，因為我相信如果講太久可能很多人就走了，但是我相信多倫多有這樣一種承諾說要有5%的變化在這個配額當中，是這樣嗎？這個能確實的來實施嗎？在首爾能夠鎖定這一點嗎？
瑪麗·艾爾卡·龐格斯圖：我不是回答這個問題，我只是再問一個問題，在10月份有一個IMF的會議，就在那個之前，這就是為什么有11月份的最后期間吧。
朱民：我覺得我們講全球治理的時候在講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包括銀行、IMF還有其他機構改革的時候，在這些改革當中這個配額毫無疑問是里面最為關注的一個問題，G20是要求有5%的配額從原來代表過多的這些國家轉向那些代表不足的一些國家，我們現在也在對此開展工作，應該說是非常努力的在開展工作。但這里的難度在于5%不夠，增加份額容易，但是要減少別人得救不太那么容易了，這是關鍵所在。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在韓國會議的時候達成目標，原來是要在明年年初完成，但是后來又說要提前，希望可以在韓國的G20會議上完成這個目標，我們正在開展工作，我們也需要外界很多的支持。
在此之前我還想再講一些其他問題，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更為重要。在我們講IMF改革的時候，實際上這里面的配額改革非常重要，還有話語權的改革，就是代表權的問題，我們如何來平衡工作人員的多元化，就是來自于不同地區的，他們能夠在IMF里面有適當的代表性，這也非常重要。我們如何能夠有一個更加有效的話語權的機制，就好象崔部長所講到的，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而且新興市場的聲音在那里也可以有反映，這個非常重要。
IMF我們是非常關注的，我們任務的一些改革，比如說我們進行很多的監測，我們如何能夠把雙邊的變成多邊的，這樣一種監測監管如何能力提高它的質量，讓成員國可以更好，這也非常重要，我們如何能夠確保我們的借款機制從危機后的、事后的變成一種預防型的，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講到要有一個金融安全網的機制建立，現在董事會剛剛通過了一個決議，允許我們建一個防止性的、流動性機制，我相信這個相比較事后會更加重要，所以在IMF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正在發生變化，我們需要G20知道，我們也需要所有G20成員國的支持。
托尼·克萊門特：還有另外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正處在轉型期，世界金融機構也在發生改革和變化，其中有一點非常意思，這里有一種隱含，或者更為明顯的推動。確實我們看到這些機構變得越來越有包容性，也是一些改變的要求，無論IMF還是G20要讓新的人進來，與此同時對于一些新進來的國家，他們愿意付錢獲得話語權的，他們也是有責任的，這些新進入者他們也是有責任的，不僅僅是幫助來塑造新的秩序，而且要遵守這些秩序。我這個只是一些個人的看法，這個實際上是，這里面有很大的動態變化性的復雜性所在。
主持人邁克爾·艾略特：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想問一下，你們覺得有多少人認為歐洲的這些國家在國際經濟決策過程中有代表過度的問題？
崔天凱：我想G20多數國家的意見，除了那些歐洲國家以外他們都認為是這樣。
瑪麗·艾爾卡·龐格斯圖：我相信這個討論很多了，因為在G20的歐洲國家，是歐洲代表，他們也有歐洲各個成員國自己的代表，在其他的區域沒有這樣的情況，在其他的治理機構也沒有，我相信非洲在G20中代表性是不足的，所以這里面是有一個平衡，代表性是其中之一，還有，如何能夠從外部來獲得他們的聲音。
托尼·克萊門特：我是非亞洲的觀點，作為一個北美人我想說一下，關于歐洲人的這個問題，歐洲國家他們還是有民族、國家存在的，要解決很多問題，歐盟可以幫助歐元區，所以這不是一個這樣或者那樣的情況。
主持人邁克爾·艾略特：Martin Senn，你開始前面講到的，最后根本來說還是需要有非常強大的在各個國家的這樣的一種監管制度，才能夠真正發揮作用，但是你是歐洲在這里的代表。
Martin Senn：我是瑞士人。
主持人邁克爾·艾略特：難道瑞士不屬于歐洲嗎？
Martin Senn：你也知道我們相當中立的，但是我想說，有關于代表性的問題，我相信IMF現在確實做的非常好，在代表性的改革上面實現一種平衡，進一步多樣化可能還需要，但是現在這個步驟在朝正確的方向，新興市場和發達國家都需要有均衡代表。
崔天凱：我要清楚的說，我們這里沒有什么偏見，我們不會對歐洲有什么歧視偏見，但是因為這樣的機構成員有限，所以我們就要考慮適當的代表性的問題，非洲毫無疑問在G20當中代表性不足的，我們需要給非洲國家相當多的話語權，我們也非常希望歐洲國家在這個進程中作出貢獻。在會議中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的討論，我們應該有多少的歐洲國家呢？有時候我們甚至面臨著很有挑戰性的問題，是不是可以讓兩個歐洲人同時當主席呢？我真的很想看看這個場景。
我們必須要充分的考慮非洲國家還有其他的發展中國家的這些關注和需求，包括最不發達國家，還有小島國，還有很多，他們不是G20的成員，他們可能也不是很想在未來加入G20，但是他們還是占到了世界上國家的90%，他們的話語需要被聽到，他們的利益需要被代表，等等等等。
主持人邁克爾·艾略特：我們來轉一個方向，然后進入問答環節。崔部長，你剛剛講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您說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是要評估一下已經過時了的歷史和理論，我們之前是討論了一些全球經濟在過去幾年的發展情況，你覺得在過去2年當中，在G20峰會討論上、在其他的論壇、其他的會議上我們是不是已經意識到了某些過于陳舊的已經過時的理論、假設和想法，才讓我們陷入了金融危機當中，我們是不是要改變思想了？
朱民：確實金融危機是給我們帶來很大的麻煩，我們是要重新思考一下全世界是不是要重新定義經濟發展模式和全球的監管模式了，我們都同意世界經濟一直以來都是非常有效的，監管部門和市場之間是有一定的距離，但是這次金融危機當中市場失靈了，監管也失靈了，現在我們正面臨著非常嚴峻的挑戰，我覺得這是大家所有人都已經意識到了，大家都想思考一下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如果我們要走的更遠的話，有很多東西我們都是不理解的，比方說我們講到這些小額信貸，現在金融發展當中我們只有凱恩斯模型，我們只知道貨幣供給模型，我們想搞清楚金融部門和實體經濟部門之間究竟是有哪些互動關系相互影響，有很多事情我們都不理解，西方的經典理論都沒有辦法幫助我們解決當前的問題和挑戰，這是我們現在所有人都意識到了的一個挑戰。
現在我們如何把目光從西方轉向東方呢？就跟剛才這位貿易部長講的一樣，有很多方法，現在新興經濟體有很多經驗，在過去10年到20年發展的非常成功，所以現在應該把更多的目光放在新興經濟體身上，但我覺得現在還是初級發展階段。我們現在在講審慎監管，在講央行的作用，但是我們其實看看亞洲，在中國、在印度，這兩個國家的央行都是用微觀的審慎監管工具，早早就在用這種工具來穩定金融市場了。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要總結一下、學習一下，介紹給全世界，這樣提高亞洲國家、新興國家的聲音，讓他們把自己的觀點和聲音推向全世界。